2011年1月23日 星期日

《浪跡》....( 白墨)

1974年9月14日,我越過柬泰邊境進入泰國,離開柬埔寨已經整整三十年,從未回去過。母親於1975年初仍在馬德望等我返回相會,由於當時還沒有身份證,不能成行,她等了一個多月,失望地返回首都金邊,當時已兵臨城下,不久,赤柬入城,金邊淪陷,母親和侄兒慘死在暴政下。

而我則浪跡天涯,由1971年去越南開始,一直在顛沛流離中,像無根的浮萍。到了泰國後,我以為從此落地生根,不會再遷徙,誰知這一次跑得更遠,竟然來到北美洲冰天雪地的加拿大。

難忘泰國的那段日子,雖然已卅年過去了,依然猶如昨天。首先就面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挑戰,到曼谷第二天,便成了又聾又啞的異類,舅父的塑膠廠說的全是泰語,我知道要住下來,一定先克服語言一關。有不少女工從柬泰邊境的武里南府、四色菊府來,她們講「上柬話」,很生硬,但可以聽得懂,雖然沒有標準柬語那麼正統,但比起越南柬僑的「下柬話」可悅耳多了,我於是用柬語向她們請教泰話,漸漸才發覺,原來不論是柬語、泰語、寮語、緬甸語,只要是巴利文和梵文轉化過來的,幾乎全通用,而柬語中的豐富詞彙足以幫助快速學習泰語,看來,我終於找到竅門了,三個星期後,我花了一百銖泰幣在南星書店買到了蕭元川編著的《最新中泰大辭典》,後來又陸續買了《暹漢辭典》和《泰英中大辭典》,這些工具書陪著我度過每個晚上,由於有柬語為基礎,我在六個月後可以閱讀泰文報紙,一年後能使用打字機幫舅父打泰文書信。

在炎熱的曼谷,塑膠廠裡白天的溫度高達攝氏四十多度,只穿一條短褲,赤裸上身,汗流浹背。我在廠裡什麼活都幹,舅父看在眼裡,有一天他問我,你有打算回金邊嗎?我茫然無法作答,因為金邊已是座人間活地獄,消息全無。後來我才知道,舅母的哥哥是警少將,很有勢力,我的居留證是他幫搞的,有了身份,我再也不必東躲西藏。泰國華僑三十歲以下很少懂中文,所以,會寫流利漢字是頗吃香的,舅父將另一間工廠交給我打理,負責寫中文信寄給老僑,我一有空還可以給幾家中文日報投稿,稿酬很不錯,一篇小說可以吃一頓海鮮大餐。我開始結識商賈名流,也代舅父出去應酬,因此被一位李姓大老闆賞識,他是和舅父一起從汕頭搭紅頭船過番,一起在暹羅闖天下,除了有礦場,還有一間規模很大的牛仔褲工廠,他問我肯不肯去幫他理賬目,兼統籌客戶之營業配額,我說要回去問舅父,他笑說:塑膠廠才幾十個工人,我的牛仔褲廠上千工人,你舅父一定不敢反對,我跟他說就是。我於是搖身一變,坐冷氣房,西裝領帶,出入有司機,薪資是舅父給我的五倍,年底還有花紅,每天去巡視市場,去了解布料行情,而且經常跑香港和新加坡,有時一天來回,晚上則到酒樓應酬客戶。我知道自己在變,似乎也在墮落。我抽的是名貴香煙,喝的是XO好酒,昔日報社文友再也無暇來往,當然不會再投稿,往往喝得爛醉如泥,由司機送我回公司宿舍。翌日一大早還要陪老闆去新加坡簽約,在飛機上大嘔大吐,十分狼狽。

我獲得老闆的信任,也獲得舅父的讚譽。當時舅父的塑膠廠生意每下愈況,周轉不靈,債台高築,將期票拿到我任職的公司抵押,換取現金支付人工,誰知多番跳票,我掌管賬目,能通融盡量通融,老闆偶爾也過問一下,沒說什麼。一連幾趟折騰,我知道紙包不住火,於是一五一十向老闆交代清楚,他問我如果有需要,可以給我貸款,轉借給舅父,條件是我必須是他的家裡人,這弦外之音,就是要我入贅,做他的女婿,我當然不肯,寧可讓舅父失信。這件事留下了陰影,我左右為難,深知再難有所作為。適逢有朋友結伴想以難民身份爭取出國,要我利用關係帶他們入難民營,我與高官有深交,又有朋友接應,於是大膽入營幾天,然後回曼谷,向老闆遞交辭職信,令他愕然。我以志在四方為理由,決定尋求機會出國。老闆十分沮喪,三年多的感情,的確可惜。他當時已有病在身,1980年我到加拿大後不久,就聽說他腦溢血病逝,享年五十六歲。

泰國的經歷是人生一段插曲,有辛酸,有甜蜜,有痛苦,有溫馨。卅年過去了,那七本日記被我人為毀滅掉,雖然可惜,但我必須拋棄那段追憶,慢慢變成空白。我戒了煙,酒也少喝,再也沒有揮霍無度,聲色犬馬,再也不會動輒發脾氣,胡亂飆車;我努力彌補荒廢掉的那幾年,趁思路尚條理,精力還有餘時,重拾禿筆,與時間賽跑,能讀幾本就讀幾本,能寫多少就寫多少。

每當翻查中柬字典、越漢詞典、中泰辭典,前塵又會一幕幕浮現眼前,是那麼縹緲、朦朧、模糊,又是那麼真實、逼真、清晰。人生記憶中,要忘掉這數十年,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如今夜班工友多講泰語、寮語,上班十幾小時,說泰語比講粵語、潮語、國話的時間還多,往事又怎能不歷歷在目呢?離開柬埔寨,遷徙越南、浪跡泰國、移居加拿大,還會繼續去哪兒歸根呢?

(2004.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