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7日 星期一

《辦報》....( 白墨)

《華僑新報》出版四百期了。猶憶那些坎坷艱辛的拓荒日子,實在不容易熬過;回首那段崎嶇不平的創業歷程,的確不容易走過。然而,都熬過去了,都走過來了。這些白手開墾、節儉辦報的經歷,給海外華人報業史增添新內容,提供新史料,相當寶貴,是值得記下一筆的。

在新聞自由的海外,只要有錢,要辦一份報紙,一點都不難,但要辦一份成功的報紙,其種種因素就不僅僅是金錢可以解決的。若想談辦報,可以寫幾本書,而在短短一千幾百字的專欄中,就只能以隨筆體裁,蜻蜓點水般淺析一些關於海外辦報的瑣碎追憶,借以拋磚引玉。

由於很早就開始投稿,又有剪報的習慣,我對報紙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朗諾(當地譯龍奈)將軍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之前,主要的華文報紙最少有四家,最大的是《棉華日報》、《工商日報》,還有《湄江日報》和《生活午報》。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衝擊到海外,華文報紙最受影響,《棉華日報》成了「進步」報紙,每天大版刊載大陸新聞、「兩報一刊」長篇社論,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報紙都用紅字印刷。多家「進步」的中文學校在早課前規定讀報,每班都有同學值日為讀報員,我們除了晚上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白天就如雷貫耳地被報紙潛移默化,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一出,就立刻抄寫在黑板上,分組開會學習,文革流毒如此迅速蔓延到海外,報紙是最大的媒體,最大的禍首。一九六九年九月,西哈努克因恐怕國家被赤化,下令關閉所有華報;翌年三月十八日,朗諾上台,辦了獨家的中文報紙:《柬埔寨救國日報》,主編竟是西哈努克那位留學北京、能說一口流利華語的拉達迪波王子,的確相當諷刺。一九七五年四月,政權淪入赤柬屠夫手中,柬埔寨成了全球唯一沒有任何報紙的國家。

柬埔寨政變,右派軍人到處逮捕「進步」學生,我流落到了南越。當時是阮文紹執政,西貢的華文報業十分旺盛,共達十多家,包括《遠東日報》、《建國日報》、《成功日報》、《每日論壇》、《論壇晚報》、《光華日報》、《越華晚報》、《亞洲日報》、《海光日報》、《新越報》、《人人日報》等,每家華報都闢有文藝版,投稿氣氛極濃郁,豐富了二百萬華人的精神生活。誰料七五年四月卅日西貢淪陷,新政權封閉所有華文報紙,不少著名報人、專欄作家被捕,投入冤獄,一夜之間,昔日十幾家中文報紙,竟由一份名為《解放日報》所取代,新聞自由成了泡影。可見,政權交替,首要任務的是佔領宣傳機器,掌握輿論喉舌,此話一點不假。

西貢「解放」時,我已在泰國住了八個月,對曼谷的華文報紙更是情有獨鍾。由於彩色印刷,優質紙張,厚厚的一大疊,比起柬埔寨和越南的華報,真是天淵之別。當時中泰未建交,中文教學也不普遍,看報紙都是上了年紀的華人,年青人極少會讀中文。由於投稿,我每次去報攤買報,總一次買同樣報紙四份,賣報的老伯搖頭笑我傻:「回去問你爸爸,要哪四份報紙?」我也只好苦笑,分別到不同報攤購買。當時最大的華報是《新中原報》、《中華日報》和星系報業的《星暹日報》,此外還有《京華日報》、《泰商日報》、《東南日報》、《世界日報》和《聯合報》。我幾乎每家都投稿,主要是連載小說,如「淚的呼聲」就在《中華日報》連載了幾個月,稿費可觀。七五年七月一日中泰邦交,以前不敢刊登大陸新聞的禁忌解除了,華文報紙像注入強心針似的,內容更豐富,言論更大膽。記得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絕大部份華報都取消套紅廣告,頭版用粗黑大標題,以示哀悼;當時極左的《東南日報》還刊登該報主編張先生到大使館弔唁時,手臂戴黑圈,與首任大使柴澤民一起的相片,並連續十幾天刊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長文。七六年十月,沙鄂將軍發動政變,推翻社尼文人政府,華文報紙又遭封閉,後來,江薩上台,允許部份華報復刊,《東南日報》就永遠關閉,其主編張先生現寓多倫多。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華報,東南亞華報的命運和報人的安危,取決於政局,這是挺沒保障的。在那烽火連天或白色恐怖的環境下辦報,隨時會坐牢、喪命,而絕沒有「無冕皇帝」可做。

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國家,辦報就可以消除以上這些顧慮,然而,要辦成一份怎樣的報紙,就大有商榷之處。是面向僑社,面向當地,還是任由擺佈,充當傳聲筒?是實事求是、不偏不倚,還是借題發揮、嘩眾取寵?報紙向讀者負責,就應自律,個人的主觀看法,不能代表報社立場,沒有真憑實據的推測,不能出街,不利於僑社團結的言論,有礙於華人權益的文章,必須謹慎處理,否則,置華埠利害於不顧,搞得天下大亂,雞犬不寧,一句「文責自負」可「負」不起。

謹以此短文,聊表心意,賀「華僑新報」四百期之慶,並祝業務蒸蒸日上,一紙風行!

(199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