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9日 星期六

中國尊孔面面觀....(林寒)

(筆者按語:本文初稿寫於今年元月中旬,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國家博物館北門豎立起巨大的孔子雕塑像後不久。現在這尊塑像已於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間突然被搬進該館內的雕塑園,位置不像先前那麼顯要了。然而筆者認為這並不影響中共尊孔這一趨向的進展。故筆者仍在初稿的基礎上將本文修改完稿。)

中國現在又大興尊孔風了。自從改革開放後,官方恢復祭孔,學者紛紛講述儒學,接著在世界各國大量建立孔子學院,去年12月設立“孔子和平獎”,今年元月十一日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豎立一座高大宏偉的孔子雕像,充分體現了古代尊孔之風又在中國大大盛行了。

儒學的歷史命運
孔子是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一位優秀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和他的弟子(顏回、曾參、子貢、子騫、子夏等)及後世門徒(子思、孟子、叔孫通、董仲舒等)所創立的儒學,在中國歷史上備受尊崇,也遭遇多次坎坷。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用法家學說治國,對不利他統治的儒家學說加以打擊,於是有“焚書坑儒”的暴行。這是儒家學說第一次受打擊。二千一百年前,漢武帝採納儒學家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隋唐實行科舉制度後,讀書人專讀儒家的經典著作四書五經,使儒學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主流,大放光芒。到二十世紀初,在一九一九年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前后出現了五四新思想啟蒙運動,胡適,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的先驅者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此後國民政府雖仍尊孔,但中共領導的思潮則是獨樹馬列,排斥儒家,使儒學在中國失去一枝獨秀的傳統地位。到上世紀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尤其在“批林批孔”運動之後,孔子及其學說受到空前的毀滅性的打擊,“焚書坑儒”重現,並且更加慘烈。

中共現在為何又尊孔?
同是一個中共,同是一個孔子,為何中共對孔子的態度如此前倨後恭,前後倒置,使人莫名其妙。其實說穿了,不外為著政治需要,政治利益而已。中共是以馬列學說為立黨宗旨,要在中國實行馬列主義,對於與馬列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儒學當然要加以排斥。在建國之後,毛澤東要以馬列學說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視儒學為異端邪說。毛澤東又尊崇秦始皇的暴政,視孔夫子的仁政為眼中釘。後來毛澤東又發現林彪家中掛著“克己復禮”(孔子的重要思想)的橫額,便認定林彪也是孔子的徒子徒孫,故大搞“批林批孔”運動,要置儒學於萬劫不復之境地。

可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面臨的情境完全不同了:
(1) 自文革後,被中共獨尊推崇的馬列主義已經受到中國先覺者的質疑。改革開放以後,馬列主義終於在民間失靈,在官方也失去信心。否則,他們就不會放棄馬列消滅資本主義的目的,而改為允許私有制、市場經濟、人民自由謀生、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新政策。馬列失靈後,中共就失去了理論基礎,精神支柱,陷於空前的思想空虛。

(2) 自從改革開放後,財源廣進,物質充足,於是官員紛紛貪污腐化,前仆後繼,抑制無力。民間則唯利是圖,道德淪喪。中共深知這樣下去,足以亡黨亡國。

(3) 由於精神空虛,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中國大舉盛行,其信徒已從中共建國前的基督教徒一百萬人,天主教徒三百萬人發展到2008年的基督教徒一億一千萬人,天主教徒兩千萬人。公開教會擠滿人群,家庭教會遍地開花,使中共懼怕,視同心腹大患。至於佛教因早已本土化,且沒有外國背景,頗受中共青睞。但對源於佛教的法輪功,因在民間的影響太廣泛(1999年其信眾達六,七千萬人),組織力量太強大,使中共寢食難安,也要加以鎮壓。

(4) 現在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突出的經濟大國和軍事強國,其硬實力令舉世矚目,惟單靠硬實力並不足以令世人欽服。一個國家還必須有豐富的文化、良好的國民素質、優越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軟實力,才能令世人敬重。

這些問題都是中共在今後需要解決的。那麼怎樣才能彌補精神空虛?怎樣才能挽救道德淪喪?怎樣才能遏阻內外宗教的廣泛傳播?以及用什麼辦法來提升中國的軟實力呢?本來有一個已為人類歷史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藥方,那就是提倡和推行適合時代潮流和人民需要的普世價值 --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但中共認為普世價值足以動搖它的一黨專政,特權統治和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因而不能向前向世界潮流看,只好向後向中國古代文化尋找救藥。由於儒學在中國有深厚的根源,兩岸人民和海外華人對孔子都有所景仰(洛杉磯華人早就創辦“中華孔子學校”),世界各國也有一些學者對孔子頗為尊崇,故中共自然而然地選中了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

儒學簡介
那麼孔子及其所創的儒學到底怎樣呢?恕筆者不喘冒昧加以簡介。

本來儒學內容博大精深,涵蓋政治,倫理,道德,教育,哲學等各方面,是歷代儒家的思想結晶。本文僅從北京崑崙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的儒家的經典著作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附有白話文解釋)中選錄儒家為政、治理國家方面和為人、道德修養方面的一些重要論述,加以簡介。從這兩方面也可窺見儒學的主要精神矣。(下面的文字,有的是用白話文,大部分則引用原文並加以引號,引號中的括號則是白話文的解釋。)

1. 為政、治理國家方面:
-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人與人之間應該“仁愛”,君主對臣民應施行“仁政”;反對暴政,認為“苛政猛於虎”。而實現“仁”的最重要途徑是“克己(高度要求自己,約束自己)復禮(言行符合禮,而西周時代周公,文王,武王所制定的禮,是最完善的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仁者,己欲立(有所作為)而立人,己欲達(通達得志)而達人。”。為政能實行恭(莊重),寬(寬厚),信(誠信),敏(勤敏),惠(惠人,慈惠),則“天下為仁矣”。

- 孔子特別強調,君主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提高自身道德,以身作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主要先修身才能治國平天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政(治理好國家)在人(取得賢才),取人(得到賢才)以身(在於君主自身的德行),修身以道(符合道德規範),修道以仁(樹立仁愛之心,行仁政)”。“內聖外王(君主要有聖人之才德並以王道治國)”。

- 儒家主張以德治國,非以暴治國。重德化,不尚刑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弘揚道德),親民(親近愛護人民),止於至善(達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堯舜帥(統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不從之”。“以力服人也,非心服也。力不贍也(民眾無力反抗);以德服人,心悅誠服也”。“道之以政(用行政命令規範人民),齊之以刑(用刑罰來壓制人民),民免(民不敢犯罪)而無恥(不知廉恥,不受感化);道之以德(用道德來引導人民),齊之以禮(用禮來教化人民),有恥且格(人民就知廉恥,且自我覺悟)”。

- 儒家有民本思想,強調民眾的重要性。“民為貴,社稷(國家)次之,君為輕”。“民不信(失去人民的信任)不立(國家無法立足)”。“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順民者昌,逆民者亡”。“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浮船),水則覆舟(翻船)”。“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百姓足(富足),君孰與(怎會)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主張“養民,富民,惠民”。

2. 為人、道德修養方面:
- 孔子學說為人修德的核心是“中庸”。宋代程頤解釋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就是不偏不倚,不過不不及,不走極端,依照不變之常理辦事。近似於現在人們所說的“折中主義”。

- 中庸以“誠”“信”為本。“誠者,物之終始(萬物變化的結局與開端),不誠無物(沒有萬物)。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天之道也(天賦的原則);誠之者,人之道也(做人的目標)”。“誠之者(做到誠懇的人),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堅持不懈地做善事)”。儒家也重“信”,並把“誠”和“信”聯繫在一起。“信”是誠實不欺,遵守諾言。是交友,處世的道德準則。有“信”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才能達到事業成功。“誠”是“信”的基礎,“信”是“誠”的外在表現。“誠”發之於內心,“信”形之於言行。

- 儒家的基本道德準則是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是臣要絕對服從君,子要絕對服從父,妻要絕對服從夫。五常(倫常)為“仁,義,禮,智,信”。

- 儒家視“忠恕之道”為達到中庸和仁義的途徑。“忠”是忠心為人,如“己欲立(成功)而立人,己欲達(顯達)而達人”;“恕”是推己及人,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儒家還提倡“孝,悌(順從兄長),忠,信,恭(莊重),寬(寬厚),敏(勤敏),惠(慈惠)”等道德規範。

- 儒家輕財重德。“德者本也,財也末也”。“賤貨(輕視財貨)而貴德”。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與貴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正當的手段)得之,不處也(不能要)”。“仁者以財發身(捨財修德),不仁者以身發財(貪財敗德)”。“見利思義(在得利益之前,應該考慮是否合乎正義)”。“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 儒家強調培養剛毅堅強的精神氣節。“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三軍可奪帥也(奪取其將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百姓的意志是不能強行改變的)”。“智者不惑(迷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智,仁,勇為人生的三達德(美德)。“富貴不能淫(心不迷亂),貧賤不能移(動搖意志),威武不能屈(屈膝變節),此謂大丈夫”。

- 儒家對道德修養方面的論述博大精深。在儒學長期的陶冶下,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許多令人景仰、名垂青史的英雄豪傑、仁人志士,如蘇武、諸葛亮、關羽、范仲淹、王安石、岳飛、文天祥、辛棄疾、海瑞、史可法、鄭成功等,甚至還出現了漢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賢明君主,構成中華歷史輝煌的一面。

對儒學的評價
上面為對儒學的簡介,下面是筆者參考名人學者對儒學的論述以及筆者新近學習的心得,提出對儒學的若干看法:

- 毛澤東早就認為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古代文化有其精華的一面,也有其糟粕的一面,必須批判地吸取。這也就是說,對我們當代生活能起積極作用的精華,應予發揚;對我們當代生活起消極作用的糟粕,應予淘汰。

- 中國近代史上學貫中西的啟蒙思想先驅梁啟超說:“我愛孔子,我尤愛真理。”這句箴言引申起來就是:
1. 孔子不等於真理;
2. 真理高於孔子;
3. 如果必須在二者之中選一,則寧選真理不選孔子。

- 儒家有強烈的民本思想,卻缺乏民主思想(主權在民,民有,民治,民享)。儒學解決了怎樣治理國家的問題(君主施行仁政),可並沒有解決由誰來治理(主宰)國家的問題。在儒家看來當然由君主治國。“君權神授”,神授命君主治國,乃天經地義之事。人民只能恭恭順順地服從(忠),不能作亂造反。-- 誰是國家的主人,誰有權主宰國家,是君主還是人民?這是專制和民主的分野。雖說儒學受時代限制,難以產生民主思想,但這也不是絕對的,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就有了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 孔子崇古(崇拜西周時代的禮儀制度,主張復禮)尊君(服從君主),教人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維持現狀。這對維持社會穩定、鞏固封建社會制度,是極有作用的。但孔子不教人質疑、探討、反抗,不利于社会的改革和思想的进步。儒学重于教人求善(伦理道德之完美),却疏于教人求真(真实、真理)。孔子认为“礼”是唯一的真理,最高的道德,只要達“礼”就是“仁”了。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能越“礼”一步。将人们的思想行为束缚在“礼”之内;挫折了人们向“礼”之外的广阔领域探求真理的欲望。

- 儒家提出许多完美的道德规范,但没有相应提出实现这些规范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措施。在孔子看来,“非天子,不议礼(不议论礼制),不制度(不制定制度),不考文(不考定文字规范)。”故制定制度是君主的特权,任何臣民都不得逾越。而制度又是最重要的,道德说教只能启发人心向善,规章制度才能约束人们遵规行善。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道德说教往往流于空谈,难以实现。故儒家的思想还没有从“人治”提高到“法治”的高度。

- 儒家轻视妇女。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难于相处),近之则不逊(无礼、不尊重),远之则怨(怨恨、埋怨)。”这是把妇女和小人看做下等人。儒家提倡“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工),”要妇女满足男人的需求。还提倡“贞节”,要求妇女保持贞操,不失身,夫死也不改嫁。于是,在这些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妇女受到神权、君权、夫权的三重压迫,地位低微,处境凄凉。

儒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来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四大学派中是较为完善的。道家、释家(佛教)倾向出世;儒家则倾向入世。法家主张苛法,导致暴政;儒家则主张仁政。如果儒学仅仅做为一种学派,和政治力量分离,那么它是极有升华前途的。可惜汉武帝推行“罢拙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使儒学从百家争鸣中变成一枝独秀。孤芳自赏的结果使它失去和其他学派在竞争中取长补短、淘旧换新、提高升华的机会。

其实孔子本人并不主张独占和排他。孔子说,“万物并育(共同生长)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种学说同时推行并不相抵触)” — 一千四百年前,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为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大开门户。而考试的内容都是儒家的四书五经(五經:“詩”、“書”、“易”、“禮”、“春秋”)。逼使书生专攻四书五经。而历代学者则集中精力注疏考据四书五经中的一字、一词、一句,其他学问都被疏忽了。这就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广博发展,也就停滞了中国社会向前演变。

二千年来直到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社会基本上都处在停滞的状态中,其实情如下:

社会制度方面 – 封建制度,没有改变。
经济方面 – 只有农业和手工业,没有工业。农业的生产工具都是耕牛、犁、耙、镰刀,没有改变。
政治方面 – 世袭的君主專制制度,没有改变。
科技方面 –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此外还有浑天仪、本草、针灸等,也为数不多。而十九世纪的美国爱迪生一人就发明一千一百项成果。
军事方面 – 中国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战争经验非常丰富。但所用兵器都是刀、剑、弓箭、长矛,没有改变 (后期偶尔也用火铳,但没有改進成大炮)。
文化方面 – 也停滞不前,例如:清末民初设立新式学校后,中学课程中的物理、化学、代数、几何、三角、生物,其内容都采自西方,并非中国古已有之。即使中国历代都极注重读书和写文章,但文字方面都用与语言脱节的古文,有字无音,写文章没有标点符号,没有语法(文法)。科举考试的文章格式都是僵硬呆板的八股文。

不过,上述的停滞落后,不应怪罪于孔子本人及其儒学。主要是历代君主专制政体为了维持和延长其封建统治而利用儒学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然而儒学本身也有其迎合专制统治的因素才能为历代君主所利用。

中国的出路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都以自己的成就自豪,以为天朝天下第一,外邦都是荒蛮夷狄。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军舰大炮将中国的封建大门轰开。中国人警醒原来自己已经落后挨打了。于是有觉醒的中国人开始认识要挽救危亡必须学习西方改革维新。起初他们只学西方的科技、工业、军事,不学西方的政治思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戊戌政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才逐步认识西方宪政民主的重要性。而五四运动的先知门竟提出了只有民主、科学才是中国富强的不二法宝。他们还把民主(德先生)放在科学(赛先生)之上。此后,中国人总算接受了科学,于是有了今日的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是中国人仍抹不去封建专制的政治阴影,仍不能接受民主。而中国要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除了要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还必须有以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没有民主化就没有真正的现代化。而孔家的儒学对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是不能起积极作用的。-- 如果儒学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则中国早就在一千几百年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迈向现代化了,何需等到21世纪才来崛起。因此中国人要继续中国的现代化,实现百余年来民主宪政的美梦,只有虚心求教,老老实实地向西方学习已成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四大法宝,才能奏效。而耍其他任何花招都是徒劳无功的。

赞同尊孔
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抹杀儒学的价值。儒学经受三次历史性大打击 – 秦代封建专制的打击、民初西洋思潮的打击、中共建政后马列主义的打击 – 仍能生存到今,现在又在中华大地上重新复兴。可见儒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大生命力。尤其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儒学见解精湛并且影响深远。

无论如何,儒学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一个民族总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一个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恰当地整理自己的历史遗产。有鉴于此,故笔者仍是赞同中共现在重振孔子复兴儒学的新方向。何况“尊孔”总好过“尊马”;“仁政”总好过“暴政”;“中庸”总好过“极端”;承认有人性、人性善,总好过不承认有人性,只承认有阶级性;“和为贵”、“和而不同(讲和谐团结,但不盲从附和)”总好过“残酷斗争,消灭异己”;“轻财重德”总好过贪污自肥;“天下为公” 总好过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

笔者也赞同中国在外国大举设立“孔子学院”,通过教授中文传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古文化。外国人通过了解中国古文化,有助于了解现代的中国。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在外国传播儒学。通过互相交流,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对东西文化的提高和趋同是有积极意义的。

两点建议
在赞成尊孔之际,笔者也提出两点建议:
一、不要重演汉武帝尊孔排他的故技,也不要重蹈中共尊马排他的覆辙。文化专制主义只会扼杀文化的生机。任何学派如果以政治力量将之神化,等于拔苗助长,只能令其枯萎,断丧生机。垄断独占不能产生真理;只有在竞争和实践中才能出现真理。历史的教训不能遗忘。

二、儒学作为一种古老的学派,如同一颗储存已久的种子,固有其生命力,但必须有新的阳光照射和雨露滋润,才能使它重新发芽茁壮成长。而西学就是阳光和雨露。儒学和西学并非水火不容。台湾今日仍保持和发扬中华古文化,但也吸收采用西方的新文化。可见东西方文化是可以共存的。然而单是共存还不够,必须将之结合才能提高创新。如果今日中国人能将当代普世价值的新血注入儒学已经枯干的骨髓中,使儒学改容换貌,焕发新机,把儒学演变成为适合当代世界潮流的新儒学,则将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笔者认为儒学的某些积极面就具有和西学结合的机缘。例如,儒学的“仁爱”、“忠恕”、“大同”思想和西方的博爱精神就有共通点。还有如果将儒学的民本思想提高到民主思想和人权思想;在德治的思想上补充以法治思想,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不过中共今日仍在拼命抗拒普世价值,看来要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还要等到中国民主化之后。

以上论述乃笔者鉴于中共尊孔而引起的感想和看法。笔者国学根底肤浅;拙作错误和幼稚在所难免。敬希有识之士批评指教。

2011年6月中旬于洛杉矶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