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0日 星期六

《红色漩涡》片断-第五章 华运生涯-3....(余良)


第五章 华运生涯
這時已進入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農曆正月初三。石角、巴南兩縣紅柬解放軍向巴南縣城發起進攻,不到四小時,失去美軍和西貢軍隊援助的朗諾軍隊潰敗,大部分官兵向奈良镇逃竄。解放軍於早上十時左右入城,隨即用武力強迫全市及市郊一萬多民眾立即向農村遷移,我們聞訊趕到花生島乡府,這條直通巴南縣城的大路人山人海,柬、越、華人各有相等比例,人人愁容滿面,叫苦叫累。沿途尽是攜幼扶老,挑擔負重的難民。我們每個人都自覺熱情地幫助他們,替他們挑擔,照顧老人和幼兒。有的朋友就在那時找到自已的親人。菩提村和更遠的柴楨二十三區的朋友們也聞訊趕來了,加入我們扶助難民的行列。但畢竟我們人數少,難民多,我們的熱情和幹勁引起了押送難民的不可一世的軍人和幹部的不滿,他們把難民當成俘虜威吓辱骂,把難民無法搬走的財物、家私當成了他們的戰利品,用牛車隊將“戰利品”運走。



我在人群中只找到幾位遠親,從他們口中我知道大伯在倉促中與子孫們在一些人幫助下悄悄搭了一艘小漁船渡過岸向金邊逃去。之前,當解放初入城,一名紅柬娃娃兵用槍頂住大伯胸口,要他立刻到農村去種田。

大伯保住性命,他一生辛苦積蓄的千萬家財化為烏有。他原來是愛國僑領,受過周恩來總理接見。戰爭後,花生島縣的華聯會秘密與他聯繫,發動他資助解放區,他向解放區援助了大量的食用品,大伯和巴南市朗諾當局也保持良好的關係,作為僑領,他所做是為了全市僑胞的整體利益。當紅柬士兵的步槍頂著他時,他說:“我這就走,我本來是支持革命的,你放心,我也樂意去種田。”士兵放走他,去威胁其他不肯走的人。

天漸漸暗下來,難民們有的投奔附近的親友,絕大部分被集中在幾個寺廟裏。我們也陸續回去,仍見到許多幹部慷慨激昂地在農民中解釋這次移民的原因:“我們統陣電臺不知廣播多少次了,呼吁城市民眾趕快擺脫敵人的統治,到解放區來,他們就是置之不理。請問他們視統陣為何物?為何屢勸不聽,不肯棄暗投明?现在是自作自受!”

我們同情並幫助难胞的工作,此外,還想做更多義務的工作,畢竟都是炎黃子孫啊!可是章勝說,華運既已解散,行動就要平民化,各級地方幹部認識我們,以為我們還在做華僑工作,這很危險。他要設法在極短時間內把全部遺留下的朋友遣散到各地。

我很快被安排到丁力的站,郭忠到近知名的司旺鄉教書,章勝夫婦各騎一輛單車,趕了一百多公里路到磅占省靖立鄉落戶,其他朋友也分散到禾密縣各鄉村,南路無法歸隊的個別朋友就落地生根,在紅土鄉一帶務農。

二十四區從此沒有我們的足跡,但我們常回憶令人怀念的崢嶸歲月,想念那兒的僑胞和善良的柬埔寨村民。他們是否也記得我們呢?

我們被遣送到各地,各地也人滿為患。不巧的是,西南各省的華運組織處境更险惡,一批又一批的人員向東南與東北區遷移。

紅柬駐西南大區的主要負責人切春在七一年底就大力取締華運和華聯會。在紅柬內部和群眾大會上,切春宣稱:“華運要搞獨立王國,和統陣爭奪對華人的領導權”。“華運要搞黨中有黨,國內有國。”原華運西南区的领导人,又是柬共黨員東海認同切春的觀點,親自鎮壓大多數無意“歸順”柬共的其他華運領導幹部和普通人員,小部分“歸順”者納入東海領導的“新華運”。“新華運”名正言順地獲得紅柬武器,並用來威協和逮捕原華運人員。

原华运其他領導人不是藏匿起来就是被捕,群龍無首。年青人感到彷徨,有些投奔越共,有的逃回大城市,但絕大多數寄居於各鄉村的華僑家中,受熱心的僑胞保護,而東海的“新華運”也四處搜捕。後來,逃出東海魔爪的其他領導人經過多番努力,又克服重重困難險阻,把分散各地的華運人員集合起來,分批向東南與東北區遷移。他們既要躲避東海的追捕,又要避開朗諾軍隊的攔截,經過多條敵區重要戰略公路和地雷陣,爬山涉水穿山越林數百公里,堪稱一次驚險的小長征。

我來到芒果縣清水鄉丁力的工作站時,那兒已迎來送往好幾批西南來的朋友,這最後的一批二十多人是來自中部的幹丹省,另有十幾位來自西北,部分由丁力分派去芒果縣府、近知名縣幾個鄉鎮的華校教書。

丁力工作站人數多了,由於一時未有出路,加上有些人需要養病治疟疾,便暫時住下來。幸好這裏空地大,一批人便在屋後再搭建一間木屋。丁力妻子和他的學生惠珍每天外出為村民針炙治病,也獲得許多村民送來的糧食,基本解決了三餐。隨後,丁力也派我外出當赤腳醫生。

晚上,我們便自由學習,學針炙的,唱歌跳舞的,學毛主席著作的,日子倒也快樂。西南來的的朋友有濃厚的戰鬥氣息,毛主席語錄隨身帶,老三篇天天學,執行鐵的紀律,已有家庭的不得再生育,屬於戀人的不得結婚,其他人不得談戀愛。他們教學、醫療、學習、備戰、勞動五不誤。他們私下對我說,東南和東北的朋友不夠革命化,桔井的朋友更象溫室裏的鮮花。我同意他們的看法,西南的朋友經過暴風雨,但東南的朋友更有人情味。

二十幾位西北的朋友最後被派到二十一區的翁湖、三州府和足社一帶,在當地華僑的幫助下利用無人管理的廢土地開闢菜園。留下來的有幹丹省的領導人陳山及原下屬五人:韓勇、鄭紅、學武、強華和施永青。陳山是六十年代中國駐金邊大使館的司機;郑紅是金邊廣肇中學學生,一九六九年她是第二位不畏反動派跟蹤,勇敢進入中國大使館,出來後被軍警逮捕用刑折磨後釋放出來的“抗暴女英雄”;學武出身十分窮苦,只讀三年書,會演潮劇“柴房會”,她每次演出都由劇中人聯想到自己悲慘的生活而流淚滿面,感人至深;十七歲的強華是貢布省磅乍力人,一九七零年家鄉解放後跟隨大批華青參加華運。施永青是金邊鐵橋頭華校教員。

我與年青人都合得來,但當我與學武一起出去為村民針炙時,思想十分偏激的她便和我吵起來,她說為村民治病就是為人民服務,決不能接受村民送來的任何食物,他們西南的同志就嚴守這一原則;敵機出現了,也不用逃避,要把敵機當紙老虎。我向韓勇、鄭紅談起學武的怪脾氣時,他們都認為這是由於她出身苦,屬於無產階級,因而革命性強。韓勇和鄭紅是一對親密的戰友,同屬一個單位,戰鬥在一個戰壕裏,又同時被東海的“新華運”抓進同一間牢獄。更多時候,我喜歡和韓勇、鄭紅談心。韓勇工作勤快、正直能幹,由於長期跟隨陳山的緣故吧,他也有一定理論水平。而鄭紅呢,我佩服她當年的“抗暴女英雄”的事跡。她虽二十一歲,但有大人的穩重,工作細緻,她的業務水平高,掌握一定的西醫、婦產科和針炙技術,她说话輕聲細語,思維周密。有時,丁力讓我和她出門去針炙,我們配合得很好,不像學武什麼都看不順眼。傍晚回來時,我們又常繞道去採草藥。

有一天,又來了一位領導,原華運負責西南的特委沈聲,我們開了個聚餐會。沈聲在會上為我們分析柬埔寨當前形勢和有關華運問題。

沈聲說,由柬越共聯合粉碎了金邊朗諾集團的“真臘第二”戰役後,全國抗戰的形勢已從對峙轉為主動進攻。目前,全國已解放了約四份之三的土地和約一半的人口。最近,金邊朗諾集團放出風聲,表示願意和談。他问:“和谁谈判呢?朗諾集團不承認在北京的西哈努克親王,還把他缺席判處死刑。越共部隊絕大部分已撤回越南,越共也不承認在柬作戰,和柬共談判嗎?柬共在哪里?其領導層在哪里?談判的渠道又在哪里?目前,紅柬已宣佈絕不談判,絕不妥協,絕不接觸,要一直打到金邊,解放全國。所以我認為和談不可能,戰爭也不會太久。”

關於華運問題,沈說,華運有四十年的歷史,最早要追溯到二十年代。

一九二四至二七年,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一些中共黨員避居越南,並於二七年底在越南成立“南越華僑共產黨”(簡稱僑黨)。僑黨比胡志明的越南共產黨早三年成立,第二批黨員是原海南島紅軍第一連連長田由貴,王浚生,符光,周汀亮,何伯翔,林堅,邢穀心,肖一平,陳炳權等。僑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南圻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南委轄下有西堤市委,金邊僑黨支部。

一九三零年,越南共產黨在香港成立。一九三三年改為印支共產黨,從此僑黨受中共和印支共雙重領導。僑黨動員華僑參加印支人民的反帝反殖鬥爭,又支援祖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保留僑黨黨籍。

一九四八年冬季,中共華南分局負責人方方派出楊行同志為代表到南越審查僑黨資格。在五十多名黨員中只有十位符合中共黨員條件,其中一位就是柬埔寨華運最高領導人胡古月。審查工作結束後,楊行把僑黨組織移交給印支共產黨,但向印支共提出保留上述十人的中共黨籍,中國有權調動他們的工作,這一提議得到印支共的同意。

一九五零年五月,印支共南圻處委決定各地增設專門負責華僑工作的機構――華運委員會,華運屬印支共領導。

五零年六月,南越華運召開第一次會議,提出動員華僑參加越南抗法戰爭的總方針,並成立越南北方華僑解放聯合總會(簡稱解聯)。後來,南越華運出現路線分歧,一派認為要完全面向越南革命,動員華僑直接參加到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隊伍;另一派提出要為自己祖國的革命事業服務。後者並成立西堤華僑愛國民主聯合會(簡稱愛聯)。印支共承認解聯而愛聯受到打擊,愛聯的最高領導人被認為是“叛黨”。

一九五零年,應柬埔寨革命組織的要求,南越華運派出一支武工隊前往柬埔寨展開華運工作,胡古月就是武工隊副隊長,隊長就是越南衛國團(後稱人民軍)的高山松。

武工隊和華運在柬埔寨與當地革命組織一起開展遊擊戰爭,還主動打了一些硬仗,繳獲不少敵人的武器彈藥,在當地出了名,後來他們發展為連級建制,隊員一百多人。

一九五四年七月,印支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後,越南黨政包括大批華運幹部集結往北越,一部分老撾和柬埔寨當地的共產黨員也隨同到北越,另一部分留在自己的國家。南方華運只剩一個秘密的小班子,由林立領導。

日內瓦會議後,越南勞動黨取得半壁江山,老撾也擁有自己的解放區,只有柬埔寨全國落入西哈努克皇朝的統治,這時,柬埔寨革命者認為越南同志出賣了她,多年的革命鬥爭化為烏有,這就為柬越矛盾埋下了種子。此外,這時的柬埔寨華運也不再支持柬革命黨人的鬥爭,她只服務於中國的外交政策,在華僑社會中大力宣傳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支持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促進中柬友誼,支持西哈努克親王的中立與不結盟政策。這又使柬共對華運產生了嚴重的敌意。

現在,柬共宣佈華運為非法。我們宣佈解散,沒有人參加紅柬。大家都保存一個集體,紅柬以為我們搞秘密活動,名亡實存,而我們也要生存,要活下去,怎麼辦呢?

我們已在磅占省湄公河西岸,毗鄰桔井省與磅同省的山區密林分別開闢了兩個大農場。我們將用自己的雙手、意志和智慧開創新天地。大部分無出路的朋友將到那兒种田,當真正的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那兒種田是很辛苦的,我們沒田地,沒耕牛,又沒經驗,只有少量簡陋的農具,面對荒山野林,要自己建木屋,還要面對疟疾、饑餓的威胁。這就是我們的唯一出路,別無他途。具體的落實工作還要等待原東南區負責人史丹青為大家安排。

  很快史也來了,他是在兩位前通訊員老黃和小黑的幫助下來的。

  史建議我們,暫時還能工作的,例如当赤脚医生、教書、種菜和做小生意的就保持原狀,來自西南西北的大批朋友就陸續上路,前往上述兩個大農場。

  告別會上,朋友們將分散各地,彼此依依不舍。大家紛紛問史丹青,那麼,我們還有前途嗎?史說:“柬埔寨人民有前途,我們就有前途。”這話給我們很大鼓舞,人民當然是有前途的。毛主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的動力。但現實卻是殘酷的,在往後的歲月裏,柬埔寨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七百多萬的人口,死亡约兩百萬人。在那個暗無天日的世界裏,每個人確實都沒有前途,而紅柬的最高組織柬共也同樣走上滅亡之路。

史丹青果然洞悉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