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6日 星期五

《红色漩涡》片断-第五章 华运生涯-4....(余良)

第五章 华运生涯
由於我已在清水鄉當赤腳醫生了,我留下來繼續工作。陳山、學武、韓勇、強華、施永青都上調農場,鄭紅醫術好,芒果縣府僑胞較多,她被調到那兒的醫療站當醫生。往常熱鬧的工作站剩下丁力夫婦与惠珍和我四个人了。




  離開了日益熟絡的新朋友,彼此都有些難過。我和他們一樣也是走南闖北,離開一地就很難再重逢,或許要等待將來全國解放吧!

  我又恢復了原來獨自針炙行醫的工作。每天一早,我騎著單車,過了一村又一村,一鄉又一鄉,上門為柬農民治病。求醫的人越來越多,我每到一處,村童們便奔走相告,村民們集中一處輪流接受治療,有時村長也出來維持秩序,提供方便。農民們紛紛送來大米、雞蛋、椰糖或其他農產品。有时,我一天要处理上百个病人,於是丁力派惠珍协助我,共同為村民針炙治病。很快,我們的足跡遍及全縣,我和農民們感情深了,有的農民要把女兒嫁給我,他們親切地稱呼我為侄兒或孫子。每次,我們告辭時,農民們深情地與我們握別,重複地說:“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

  一天黃昏,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來,剛下了單車,一位農民騎著單車趕上來,他喘著大氣,臉色有些蒼白,上氣不接下氣要我到他家為患了急症的妻子看病。我問其路途,答以約一公里。我正拿不定主意,丁力走出來說:“天快黑了,高棉人說一公里實際要三公里。況且急症重病也沒把握能醫好,為安全計,還是不去吧!”農民著急了,說會送我回來,解放區又沒有別的醫生。我若不去,妻子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我問其病情,答以患腹痛,在屋裏打滾,滿頭流汗,面無人色。我想,說不定扎針會減其痛苦。他求助無門,自己不過再累一些,於是決定跟著他前往。

  他踩著單車,路趕得很急,我緊跟著他,心也急。

  足足兩公里路,他的家就在野外曠地,我上了他的高腳屋,只見那空無一物的屋裏角落蜷縮著一個緊抱腹部,滿頭大汗,不斷喘息,面無血色的瘦弱中年婦女。她用乞憐的眼光望著我。我向她问了病情,她仍痛得答不上話,我也不知她患了何病,只知道急則治標的原則,在她的腹部扎了五、六針,又紮在足三裏、內關等穴位。

  她的痛苦大大減輕了。丈夫走進內房端出一盞小煤油燈,拿出一張五元鈔票給我,說:“這是很小的意思。”我婉拒了,我說明天再來看她,也順便在這村裏為別的農民治病。他要送我回去,我說,你留下來照顧妻子吧,我還年青,路也熟。

許許多多的柬埔寨農民都生活在貧窮線上,他們的臉上都寫著“純樸”兩字,我又能幫他們多少呢?或許,解放以後,政府和社會能徹底幫助這些窮苦落後的農民吧!

這段時間裏常有一位三十多歲的皮膚黝黑体瘦的農民在我為村民紮針時蹲坐在一旁觀察,偶爾過來問一下紮針治病的原理和看我把脈。他談話帶著微笑和謙虛。

這一天黃昏,我結束工作下了高腳屋,他拉著單車送我出來,友善地說:“我觀察你一段時間了,你做得很好,我們縣最近組織起醫療隊,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工作嗎?這樣你也名正言順地成為統陣地方政權的醫生,對大家都好。”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他又說:“我是縣醫療隊的負責人,要發展醫療隊伍,農村沒有配稱得上醫生的,我們醫術也很差。”我連忙說:“其實我医术也不太高,我連柬語也說得不好。”“在我們革命隊伍裏,在廣闊的農村中,你會不斷進步,語言決不是問題。”我想找藉口婉拒又不至引起他的反感。他似乎為我設想,說:“你慢慢考慮。歡迎你繼續為我們的農民兄弟服務,再見。”

我喜歡無拘無束為農民服務,我是較典型的中國人,生活習慣、語言等都很難與他們長久相處,一旦成為紅柬工作人員,就難以退出。一個國家革命的初期是很複雜的,在拉省的經歷已使我生畏。丁力說:“

既然對方友善,你暫時也做下去。但你搶了他們的風頭,時間久了恐怕會出問題。建議你以後別去太遠,早些回來,逐漸有所收斂,直到有一天他們不讓你行醫為止。”

那位醫療隊長仍是那麼友好。一次,他問我,既然我和他們一樣熱愛農民,有心為農民解除疾苦,為何不能在一起工作和交流經驗技術?這樣,對農民不是更好嗎?我說,我是響應統一陣線的號召到解放區生活的,全國解放後,我要回到父母身邊。他說,隨著革命的發展,革命政權的各種政策要貫徹到人民中,各項工作要統一管理,他希望我也能順應革命潮流。

當天下午,我提早回來,對丁力說了。丁說,對方的話暗示今後搞醫療要由政權領導和分配,他建議我暫且不再外出行醫,只為上門求醫的病人服務。

休息一天,第二天一早,縣醫療隊長尋上門來,問明我的全名後,把我的名字填在他預先寫好,由他簽署的一張證明書上。證明書十分工整地寫著:我有足夠的資格和豐富的經驗可以在芒果縣各鄉為農民針炙治療,並請各鄉村革命政權提供協助與方便。他把證明書交給我說:“今後你要行醫時要隨身帶著它,可避免萬一的麻煩或誤會。”他歡迎我繼續為農民治病。

一切又恢復正常,我隨身帶的證明並沒派上用場,我仍然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醫療隊長也不再出現了,但十來天後,我在農民家中紮針時他尋上了我,對我說:“縣裏有些幹部患病,他希望我明天早上到與近知名縣交界處的雙湖村找縣的辦事處,他在那兒等我。

雙湖村在這一帶享有盛名,狹長的村子把兩個魚產豐盛的小湖隔開。那兒原來世代居住許多越僑漁民,近年來都陸續搬走,傳說是回到南越解放區。今年(七三年)三月初,四萬名西貢阮文紹軍隊從邊境一路“掃蕩”,深入近知名縣並占據雙湖村五、六天,享盡了肥美的魚產後撤退。

我從未來過雙湖村,但從以往的朋友們口中知道沿那條未鋪上柏油的碎石公路騎單車半個多小時,在進入縣界的司旺鎮之前向左轉,上了一條大土路數百米就是雙湖村。

一切都很順利,我在預定時間来到了雙湖村。那兒有獨特的風光,大土路寬闊而平坦,左右兩個面積相等的小湖泊平靜如鏡,四周茂盛的竹林與樹林給湖面與大路帶來絲絲涼意,路兩旁錯落有序的百余家越南式的平面木屋中間有不少高棉人的高腳屋。但如此得天獨厚的村子卻是一片荒涼,除了村頭幾戶高棉農家外,沿路都是人去屋空。大概因越僑跑光了,這兒又受過西貢軍队的劫掠,村尾又是縣政權重要機關,外人便不敢或不想遷入。

半路上小崗亭兩名百無聊賴的年青人走下來,打起精神攔住我。我這才想起沒有通行證,只得如實說要來找醫療隊長,為幾位幹部治病。兩人半信半疑,查閱了我的行醫證明,放行了。

來到村尾,是一片曠野農田,幾間茅舍和木屋錯落其間,同樣靜寂而荒涼。我有些心慌,向近處的木屋走去,聽到陣陣喘息聲,到了門口,竟見屋裏地板龜縮著一個手腳被捆綁的約五十歲華僑男子,他臉色蒼白,兩眼通紅,上衣撕裂,短褲下兩腿鞭痕累累,顯然經過劇烈鞭打。他帶著詫異與乞憐的眼光望著我。我心乍緊一陣,略為猶豫,不敢入內,朝五十米外另一間屋子走去,這時我聽到較響的啪啪聲,好奇战胜了恐懼,又自恃有行醫證明,便騎著單車向那屋子而去,因怕萬一見到屋裏行刑的人。這回我偏遠門口約五十米望進去,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華人四肢被分別綁在椅子上,椅子緊靠木柱,兩個高棉大漢一人拿牛鞭一人用拳頭,輪流向他胸前和臉部揮打,兩人用力凶猛又全神貫注。這使我看清楚那椅子上的華人是原來在丁力工作站住了幾天的西南來的一個長輩朋友,但一時記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後來被調到近知名縣教書。

我知道我闖入紅柬的行刑區,是縣醫療隊長布下的陷阱,還是我誤闖?我下意識掉頭要跑,卻不防在這關頭前方隔著一間屋子的第四間行刑屋有人走了出來,大聲的把我喊住。我在恐慌中只得強作鎮定,下了單車向他走去,心想此番心是凶多吉少,這都是我為民眾治病卻拒絕入伍種下的惡果。走到第三間屋子時,心情鎮定多了。鎮定,只有鎮定方能面對強風暴雨,我為自己打氣。

走到第三間屋子時,趁著喊住我的人不注意,我下意識向屋裏望去,更可怕的景象出現了,那屋裏地下躺著面向門外的一位華青,全身被捆得結實,他雙眼緊閉,口鼻都流出血,大概已經死了。他就是我熟悉的二十四區的郭忠。他後來被調到近知名縣司旺鎮教書,他怎會落得這個下場呢?

這時那第四間屋陸續走出七、八個高棉青年,他們每人手裏拿一碗子,就在門口的水缸裏舀水漱口洗碗,一個個都身子傾前盡全力向遠處的地裏張口噴射漱口水,然後若無其事地相互品評方才可口的狗肉餐。他們看到了我,都帶著厭惡或疑詫的眼光望著我。

“這阿真全看到了,好傢伙。”那叫喊我的人對他的同夥說。“阿真”是高棉人對中國人帶侮辱性的蔑稱,是種族歧視語言。“我沒看到,”我用柔和的語氣說。這時屋裏走出一個較肥大、年紀也較大的高棉漢子,看样子是當領導的。所有的人都望著他。“你怎麼到這兒來的?”他走到我面前,盯著我問。其他人也圍住了我。“我是來為安卡服務的,是縣的醫療隊長叫我來的。”“安卡”是革命組織的意思,我說這話時,把身上的毫針盒和行醫證明讓他過目。我此刻必須把自己當作他們的一員。肥大漢子仔細檢查後,仍不放心地問:“好,你說你沒看到,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他把我帶到第三間木屋,叫人拿一盆水朝郭忠臉上潑過去。郭忠沒死,他睜開眼望到了我。

“你認識他嗎?”

“我確實不認識他。”我出奇地鎮定。我作出支持紅柬政權鎮壓反革命份子的虔誠姿態,我只能如此,否則對郭忠不但毫無幫助我自己也生命難保。

“無論如何,你到這地方就不能回去!”先前喊住我的那個人仍然氣勢凶凶,“到這裏要有特殊的縣級以上政權批發的通行證,你有嗎?”

正在這緊要關頭,遠處傳來了叫喊聲:“那個華人醫生走回來,到我們這兒!”是雙湖村路中央檢查過我證件的兩個帶槍的年青人,他倆同時對這邊的人喊:“他是我們芒果縣的人,不知你們那兒屬於近知名縣!”

我象遇到救星一樣拉著單車往回走,這當兒縣醫療隊長也騎著單車來到那兩個守崗哨的人身邊,對這邊喊:“沒事沒事,回來吧!”

那夥人沒攔我,不過那當領導的大漢及時對我說:“我們處理了一些反革命政權的人,這些人十分頑固,頑固透頂,對他們只能用革命專制手段……”

“好險啊,医生。”醫療隊長對我說,“過了這村就是他們的縣,他們要是不放你,我們也沒辦法。大概因為我們前天也釋放了他們兩名沒有通行證的村民之回報吧!”

原來醫療隊長和其他幹部就在村頭等著我,而我卻騎著單車一直過了村,誤闖入近知名縣公安駐地,後來守崗者發現情況不對,才通知醫療隊長一起來找我。

“你回來就沒事,”當我為其他幹部紮針後告辭前醫療隊長對我說,“近知名縣是個死縣,他們的人要外出都要經過咱們縣,他們不敢得罪我們。”

我慶倖自己脫險,更擔心那些遭酷刑的朋友的安危。他們為什麼被抓到此呢?若非我親眼所見,沒人知道他們遭此酷刑。在後來多少年裏,我們只根據他們毫無音訊而判斷他們已被紅柬殺害。直到二十多年後我在西方國家遇到了那位四肢被綁在椅子上,胸和頭部被兩個紅柬大漢輪番毆打的長輩朋友,才知道他原是西南省份中學校長史秀。他對我說,他被毆打得吐出血來,多次昏迷,第二天早上,他被綁住眼睛由紅柬公安押送去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同行還有十多人,面對死亡他十分鎮靜,只想著自己的一生都是為人民做好事,問心無愧。走了一段路,一行人全站住,原來迎面來了另一批幹部,對方問這邊押送的是什麼人,要到哪里去。聽口氣象是很高層的人物,後來,他綁住的黑巾被拉下來,對方有人用手電筒照射他的臉,認出曾在西南農村為他針炙治病的史秀,便對押送的人說:“這人我認識,讓我帶走吧!”史秀便跟著這高層幹部走。史秀向他說,我還有几位朋友也被押走。對方說,別管太多,我也無能為力。史就這樣死裏逃生。

史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校長,他培養了千百計的學生,有幾十名學生跟著他到解放區參加革命。他在當地僑社享有崇高的威望,他還是個畫家,擅長動物與花草畫,會寫古詩與現代詩,書法也有一定功力,他兼職體育老師,籃球、乒乓球和太極拳樣樣出色,他也是歌唱家,隨時能即興引吭高歌,他是華運在西南解放區的文工團團長。但這些似乎都不重要,他面對死亡表現出來的過人的勇氣和鎮定,對人民的熱愛和信仰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深深留在我們朋友心中。

他對我們說,他和郭忠被紅柬逮捕是因為他們是中文教師,這妨礙了紅柬同化華僑的政策,他倆又是外地人,更易於將間諜的罪名強加於他們身上。他的柬語發音不準而郭忠卻是太倔強,好爭辯,才受了酷刑。受刑期間,郭忠不斷向施刑的公安人員高喊愛國無罪,教書有理,最後又以絕食抗爭,於是他受的毆打最重,公安人員向他身上倒滾烫的開水,吐口水,羞辱他,晚上還把他綁個結實鎖在牛棚裏受群蚊的圍攻,最後折磨到死。縣公安局長在向民眾宣佈取得反間諜鬥爭的勝利時還說,在逮捕共五名華人教師期間,全縣幾個市鎮沒有任何一名華人站出來擔保他們的清白,這說明革命組織是正確的,是受到人民群眾衷心擁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