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8日 星期日

《红色漩涡》片断-第五章 华运生涯-5....(余良)

第五章 华运生涯
還是回到未完的故事吧!當天傍晚,我回到工作點,把今天的經過告訴丁力。丁力說,紅柬政權對被解散的華運仍心存疑慮,他們認為我們表面上是解散,但仍保存一個集體,認為我們表面上為人民服務,實際上與紅柬對著幹,我們在華僑中教學,妨礙了紅柬對華僑的領導和同化,我們在農村當赤腳醫生,又使紅柬自己的醫療工作難以開展,毫無權威,紅柬要收編我們顯然不可能,要逮捕又難以羅織罪名,紅柬不容忍這種局面繼續下,已開始在個別地區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害我們。實際上,丁力自己也常聽到附近一些村民對我們的冷言冷語,說我們若不是臺灣特務就是因為在敵占區會遭到朗諾政權的逮捕,是逃亡而不是來幹革命的。



第二天早上,丁力把我調到芒果縣府工作。芒果縣府有二十多位朋友,分屬三個部門:醫療組、教學組和單車修理店。後者是由幾位原柴楨市青年學生和西北區朋友共同經營,通過修理單車增加收入。三個部門的負責人是丁力的學生、二十八歲的張堅強。

縣府有一百多戶僑胞,張堅強與僑胞們和當地政權關係還好。

我被安排在僅有兩名成員的醫療組,她們是張堅強的姐姐張美和剛調來不久的鄭紅。

二十一歲的鄭紅有著普通華僑女生的相貌和身材,她絕不是個普通人,她會獨立處理許多疾病,擅长婦產科,無論西醫、針炙,都稱得上是醫生。中學畢業後,她在中華醫院工作時到華運特殊培養。她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很會照顧和體貼病人,會做群眾工作,能和群眾打成一片,無論在幹丹省或這裏,她是個紅人。

在這個新環境新人事中,我們算是比較熟絡。晚上有空閑時,我們便在門外的大樹下談心。她談她在幹丹省的戰鬥經歷和東海逮捕入獄的經過,我談我的中草藥知識和越南戰鬥部隊的生涯,她談她在金邊的父母和弟妹,念書時一些難忘的趣事,我談我在中國曲折的身世,在柬埔寨的遭遇以及到农村的心路歷程;最後,她談她在中華醫院當護士聽到的一些柬共、越共地下人員在醫院中與華運爭奪人員,秘密发展力量的內幕,我便向她訴說在拉省醫療組受歧視和排擠。但當我們談到對前途的展望時,我們都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她的工作量大了,休息時間少了,身體逐漸消瘦,臉色蒼白。從前線來到後方,她同樣生活緊張,又缺乏營養,她患了腸胃炎,我在這裏是個雜工,盡可能幫她煮些少量多餐的食物。由於孕婦多在深夜或淩晨分娩,我常要陪她踏著夜光月色外出和歸來。我每一次都忍不住問她想吃什麼,身體情況等。有時,她並不答話,停下腳步,先整理一下微風吹亂的秀發,站在我面前,為我拉一下衣領或扣上衣領上的鈕扣,又默默向前走。

我在思想和業務上把她當作姐姐,在生活上把她當作妹妹。我越來越覺得,在許許多多同樣離開家人,投奔革命的姑娘中,我應該更多地關心她。可是我從沒跨出下一步,因為許多朋友都說,與她共同戰鬥,共蹲監獄的親密戰友韓勇一直在東北的農場等她。革命者是容不下半點私情的,雖然她從没對我說她有男朋友。她更多是向我提起她的干爸陳山。陳山在監獄時認她為干女兒,並身體力行地如父親般無微不至地關心她。鄭紅也把他當作父親來敬愛,對他言聽計從。許多朋友對這種關係不以為然。我想,對比陳山與韓勇,我在鄭紅心目中是個不足輕重的人。

正是不如意事常有八九,寒流處處有。不久,原來與當地紅柬政權關係良好的張堅強出人意料地被红柬縣委逮捕,既不公布其罪名,也不知被抓到何處。僑胞與我們一樣人心惶惶,消息很快傳開去,陳山從東北老黃與小黑的幫助下趕來了,第二天便把鄭紅接走。我為她送行,分別時我有些神傷,而她见到干爸時卻是那樣興高采烈。她留給我最後一句話是:還是掌握一門謀生本領,什麼革命啦、愛國啦,先擱一邊吧。

丁力無意把外地的朋友都調離縣府,因這樣會害了張堅強,他相信兩年來張堅強給當地政權和僑胞中的印象是好的,他品質好,處事有經驗,人如其名,立場堅定,身體強壯。但我作為後來者,要盡快調離。

丁力同意我回到過去在二十四區的朋友中去,我們聽說羅森在菩提村的修表店生意很好,我與他是同鄉,可幫他忙也學些手藝。

羅森那時已與盧姐結婚了,夫妻倆與當地青年名叫阿典夫婦同住。屋子前段作為修手表之用,阿典也是修表匠,兩人共用一張台子。前來修表的全是紅柬解放軍,在貧窮落後的農村中,手表是時髦品,親友送的或是戰場撿到的,是舊的就貼上一片鮮豔的膠面,壞的就帶到這兒修理。在解放區,出色的修表匠如鳳毛麟角,許多軍人都是騎單車從十幾公里外到這裏修表的。每天從早到晚,小小的屋子擠滿了解放軍,他們寧可省吃儉用,也要戴手表炫耀一番。

因為屋子小,我們朋友多,熱心的叔財便讓出附近另一間小木屋給我和趙民、劉堅、陳琴住下来。

為了生活,朋友們湊集僅有的一點錢做起小生意,貨物必須到楨省城地市十多公里外的達隆村購買。達隆村是柬共邊境新開發的解放區市鎮,原來居住著少量柬埔寨農民,戰爭爆發後,附近的越僑紛紛遷移到那裏。越南解放軍也有駐軍,並設有越南地方政權,嚴然成為越南領土。菩提村距達隆村約四十公里,達隆村距阮文紹控制區約五公里,越共與阮文紹政權為了讓貨物交流,從不为難生意人,兩地雖近卻從沒發生交火,飛機也從不來轟炸,因而居民越來越多。紅柬政權看不慣這種繁榮景象,因為達隆村原屬柬領土,這裏成為人們逃避紅柬統治的天堂,為了取締華人經商,紅柬政權辦起供銷合作社,派人到這裏購物以便統一以低價出售給農民,可又受這裏華商的控制。越共政權把華人當作自家人,越華人民友好相處不象在紅柬統治下華人受歧視和迫害。

我和劉堅每天騎單車輪流到達隆村買貨,有時還深入到阮文紹控制區。在越共部隊從沒見過西貢軍人,在這裏卻熟視無睹。

在紅柬政權看來,這種邊貿生意就是走私。因為地方政權既反對經商,便沒有稅收,合作社的貨物少,價格便宜但民眾買不到,而我們卻貨源充足。於是,各地崗哨便擔負起抓走私的任務。我們每次都絞盡腦汁逃避搜查,例如只買些較貴重、易藏匿高利潤的貨物如打火機、縫衣針、手表或零件、煙紙、原子筆等等。我們把貨物藏在臭不可聞的牛糞肥料中,美其名曰響應政權號召發展農業。把布匹纏繞在胸腹部,再穿上外衣,打火石拆散倒進單車前頭的鐵管中,等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地崗哨日久就發現了,有時要走私者脫光衣服徹底搜查,因而我們也屢有損失。

但即便我們逃過搜查,也逃不過當地公安人員的耳目,鄉村政權不再給我們發通行證,公安人員加強監視,每天盯著我們那麼一點貨物。公安人員更注意羅森與阿典的修表店,兩人發了小財,購下當地一間小泥屋,又先後從南越邊境購入全新的摩托車。

小小的菩提村醞釀著一場大風暴。一天早上,一群公安趁修表店剛開門,未有解放軍顧客時上門时將阿典五花大綁帶走了。形勢不妙,羅森離開他買下不久的水泥屋,搬過來與我們同住。

羅森只為少數熟人修手表,我們的生意也有所收斂,好心的叔财幾次過來提醒我們要從事農業,他讓出屋後一片土地給我們種菜。我們種起羅蔔、白菜,我們種的菜長得油綠茁壯。我們也湊些錢給陳琴姐向僑胞購買一架老舊的縫衣車,許多高棉婦女每天拿破舊衣服給她縫補,她成了大忙人。我們似乎又渡過一個難關。

盧姐生下一個小女兒,趙民與陳琴也結婚了,那是阿典被捕後半個月的事。阿典一天沒釋放,我們心中的陰影就一天揮不去。在當地公安局眼中,我們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地方政權在群眾會議中說:“一架縫衣車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縫衣者就是資本家,他從勞動中積累資本後成為剝削階級,他將來一定要對人民進行更大的剝削。”“任何勞動者若離開革命組織,離開無產階級的領導,就會成為資產階級”。

陳琴的縫補工作也收斂了,但每天總有許多村民要求縫衣裁褲或購買日用品或修理手表。每天,我們都要好幾次面對走過家門前放緩腳步的十幾名清一色有雙冷屑眉眼的公安人員,我們心情矛盾,忐忑不安。這當兒由於阿典被捕後仍無音訊,羅森與叔財商量後,聯合全村僅有的二十名僑胞寫了一封信給鄉與村的政權。聯名信由羅森起草,由當地一名柬文程度高的華僑青年翻譯。信的大意是:自從阿典於二十天前被公安人員帶走後就下落不明,菩提村全體華僑憂心忡忡,不知阿典犯了何罪?而根據全村僑胞的共識,阿典是一位正當商人,好青年,全村僑胞願聯名擔保他,若他確實犯了什麼過錯,也請革命政權讓我們知道,也給其家屬有個交待。

聯名信上交後,政權不但不作任何答覆,還派人下來調查是誰發起簽名信,叔財答以是大家共同要求,聯合發起。來人顯然不信,說了一句:“革命組織逮捕的人,你們偏說他是好人。”

我們每天就在菜園裏種菜,也在店前賣剩下的雜貨,陳琴繼續縫衣,趙民因年紀大,又是家長,為安全起見,他離開我們到北燕市與朋友們同住。

這天是阿典被捕後一個月。上午十時多,那群公安人員又出現了,但這次並非如以往在村裏巡視再到小吃店裏吃早餐,而是逕自來到我們屋前,五、六個持長槍的在路對面上站著,一個沒持槍的走進來,對著正在修理手錶的羅森用手勢示意跟他走出去。羅森順從地走出來,那人就用預備好的繩索把他兩手反綁在背後,再解下他自己的大水布披在羅森的肩膀上,從背後直蓋到被綁著的兩手,羅森就这样被押走了。

羅森走時,表現得十分鎮定,他略轉過頭用眼睛向我示意請放心,他會沉著應付,會平安回來。那時只有我在店前,目睹他跟在那人身後,約十米外是持槍的六、七個公安,一行人向孟雙縣府方向走去,一切是那麼些平靜,路人並不發現這是一宗大白天綁架案。

三十三歲奈良市人羅森,一九六二年中學畢業於金邊端華中學後便在父親開創的修錶店學才藝,求學時他已秘密參加華運。他平素待人十分友善和熱情,政治上不偏激,處世老練,善於變通,是僑青的良師益友,由於他是繼阿典被捕後的第二人,他必有各種心理準備,從他那鎮定冷靜和臨別時眼神的示意,我們都相信他能屈能伸,平安回來。我們都竭力安慰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女兒站在門口觀望的盧姐,盧姐淚眼汪汪,她似乎沒聽到我們的安慰,好久才低頭望著懷裏的小女兒,小女兒也凝視著母親,她不知出世不久就永遠失去了父愛,更不知人世間竟是如此殘酷。

羅森一走不再回來,我們再也沒他的蹤影音訊,他是怎麼死的?只有殺害他的冷血的公安人員知道,可是孟雙縣所有公安人員以及其他幹部,包括被僑胞咒駡的華裔鄉長“狗筋”,后来全遭另一批冷血紅柬人員屠殺殆盡。一九七六年所謂代表正確路線的另一批人在此進行一場黨內清洗運動。一年後,波爾布特政權又對東南區進行新的階級鬥爭,把前一次奪權的大小幹部盡數殺害,“防止了一場賣國投越的罪惡行徑”,“及時挽救了黨和國家”。

且說日子在充滿“紅色恐怖”的氣氛中渡過,但芒果縣府政權釋放張堅強的消息使我們對紅柬政權產生了幻想。可後來從老黃和小黑口中得悉翁湖縣只下市的華校女校長被捕的消息又令人沮丧。不但如此,翁湖縣的華裔公安局長已限制那兒的前華運人員的活動,將他們當作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路線的追随者,甚至連他自己過去的華文班主任老師也加以嚴密監視。

張堅強釋放幾天後就回去他在北燕市的家鄉,其他外地朋友也陸續撤離,只剩下幾位當地的朋友在單車店工作。沒人通知我們撤離菩提村。我們四個年青人不過是小人物,不像阿典和羅森都發了財,趙民是前領導人,盧姐要痴心等待丈夫歸來。

公安人員似乎不肯罷休,十幾個人每天巡視全村幾遍後,就在十字路中央的亭子歇腳,全村所有華僑家庭全在其監控之下。他們時而到唯一的小咖啡店進餐,時而走進我們屋後的派出所,從他們的舉動和神色,顯然把我們作為監視的重點。

這天下午四點左右,一輛摩托車駛到我們家門前,駕車者是一名與公安人員有交情的僑青。他向我們屋裏揚手拋來一個小紙團後繼續上路。我拆開紙團一看,只有四個字:“越快越好。”我立刻意識到情况危急,脑海中出现在近知名縣目睹的恐怖一幕。計算日子,明天正是羅森被捕一周月,也是阿典被捕兩周月。我暫不動聲色,待劉堅與靜山從菜園回來,陳琴和盧姐與我們共進晚餐時,才冷靜地對他們說:“我們今晚就必須逃跑,公安的槍口正指著我們。”我把手中的紙團給大家過目,大家都覺得突然,異口同聲反對。劉堅說:“這一走會害了羅森,況且張堅強也被释放了。”靜山說:“是要走,但不急在今晚,待貨物賣少一些再走也不遲。”陳琴說:“要想到整個集體的利益,逃跑意味著對抗和叛逃,對華運問題的解決不利。”盧姐不發一言。我想她也希望我們和她母女留下來,但她不敢預料未來的不測。我說:“不要拿四個人的生命作賭注,羅森是為等待阿典釋放而錯失逃生機會,也不要為貨物的損失而可惜,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當我們在低聲爭辯時,一向很少到我們家的叔財提著一個水桶走过來,搁在地上一聲不响走回去。我說,是叔財向我們發出警示,今晚我們若不走,必將死在公安槍下,三人仍猶豫不決。天色暗了,我們循例要到與叔財家為鄰的公用井洗澡,卻無意發現井邊罕有的出現五、六個公安人員在洗澡。再到前門觀望,今晚的公安亭也例外地有公安人員駐守。

大家無話可說,關起前後門,在屋裏緊急行動。我提議盡量少帶物品,因為沿路崗哨甚多,一被查問扣留同樣難逃虎口。我們有三輛單車,便決定淩晨二點准时出門,由劉堅載著陳琴先走,十分钟後靜山再走,再過十分钟後我走,我們約好先到孟雙縣兩公里的白米村華校躲起來,等四點左右往竹荀窟鄉和北燕市出逃。

我們仍要預防萬一,由於沒通行證,劉堅為我們寫了三張通行證,模仿鄉長的筆跡簽了名,我們綁了吊床掛蚊帳,蚊帳裏的小收音機如以往般開著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波段。這時,細心的靜山悄悄走到前後門觀察,從門縫裏赫然發現前後均有公安人員駐守,一人竟抱著槍坐在大門外,擋住門口。氣氛異常緊張,公安人員必在天亮時對我們四人進行集體逮捕。我們象熱鍋上的螞蟻,擔心無法出逃。

時間在屏息中一分一秒度過,事情果如最壞的那樣,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便只剩下幾小時。在餘下的時間裏我想到了潮州的養母,她不知道當年把我送下渡船踏上出國之路是一條死亡之路,我和爸媽的跨國恩怨、悲歡離合到頭來一場空,還有我尊敬的史丹青老師,改變我命運的王炳坤,軍隊首長馬呃營長,好友松惡,異國之花娘娜。一個個如走馬燈出現在眼前,可沒人救得了我,不知我的死活。都說革命者視死如歸,無所畏懼,到了刑場,我是要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還是“打倒帝修反”?是要唱國際歌還是《義勇軍進行曲》?我是死得重如泰山還是輕如鴻毛?

“起來,準備行動。”靜山輕聲叫我,打斷我的思路,我猛醒過來,躡手躡腳跟著他到門縫望出去。守在門外的公安人員抱著槍睡著了,他前俯著的身體估計可讓我們打開門後容下一輛單車出去。時間正是兩點,我們輕輕把門推開,劉堅先走出去,靜山幫著把單車輕推出去,然後陳琴跨出門。我們目送他倆順利上路,消失在黑暗中。我又關了竹門,竹門是不發出聲音的,靜山出去時也沒驚動熟睡的公安。

十分钟後,輪到我了。我只穿背心短褲,單車後架是一條大毛巾包裹着几件旧衣服,幾本中藥書,薄薄的一层。收音機仍在蚊帳裏響著。最後,我與盧姐握別,無盡的同情與祝願盡在不言中。

我再次把竹門輕輕推開,單車輕推出去。几乎与公安擦身而过,接着我憋氣猫腰,跨步轻迈。一步、一步、又一步,真是一步一驚魂,生死成敗系此一線。终于出門上了單車,不敢回头直向前冲。

到孟雙縣府要經過兩個崗哨,第一個守崗位的人睡着了,第二個崗亭裏的幾個人似在聊天,我吹著輕鬆的口哨,若無其事緩慢而過。過了縣府,在十字路口向左轉上了約兩百米的坡路,在黑暗中找到華校,剛一敲門,門就開了,劉堅、陳琴與靜山都在裏頭,我們情不自禁擁抱起來。

還要等到淩晨四時才繼續上路,因為那時候守崗換班,可鑽空子,而且那時已有少數農民出門捕魚或到田裏幹活。

我們告別了與我們同樣緊張又興奮的兩位教師朋友。一切都順利,我們經過竹荀窟鄉後,約六時抵達北燕市實用學校。朋友們幾乎被我們出逃嚇壞了,因為這裏雖是過了省,卻與菩提村同屬二十三區,公安人員同樣可來抓人。符進不讓我們逗留,親自陪我們去城地市。

城地的朋友們瞭解真相後,建議我們立刻到僑胞的家裏躲起來,因為作為縣公安,基本都掌握這一帶華運人員的工作點和學校,肯定會來這裏搜查。

一戶僑胞熱情地收留了我們。消息很快傳出去,整條街兩排屋子都把門關著,主人招待我們吃早餐,符進在一旁批評我們作了錯誤決定。他說:“今天正是一九七四年元旦,你們在東南區幹出一件不利華運集體的事,你們也沒想到羅森的安危。”符進走後,韓振華和趙民一起來了,他問明情況後,卻讚揚我們當機立斷,說:“走得對,很及時,你們要是被抓,肯定死路一條。”他說,符進已親自去請丁力來處理我們出逃的事。城地的朋友們陸續從後門進來向我們瞭解情況,九點左右,菩提村一位僑青騎摩托車來了,他是花生島鄉華聯會主席呂達深的兒子,華联會解散後,他到菩提村一位親戚家暫住。

“你們好險啊!”他說,“七時左右,一批公安率領一支牛車隊沖進你們屋裏抓人,卻原來你們擺了空城計,利用收音機麻痹看守的公安,半夜逃跑了!”他描述那批公安人員把我們店裏的貨物、縫衣機全搬上牛車的情景。正說著,屋裏的主人提醒我們要小聲,他從門縫望到一隊公安約七、八人在街上搜索,問我們,他們是不是孟雙縣的公安。我們往外望,果是那幫人,原來他們不甘心,沿幾個市鎮搜索來了。他們顯然一無所獲,這裏的僑胞保護著我們,但我們也不得久留,免得連累僑胞。

下午,丁力來了。他開門見山就批評我們:“不論怎麼說,你們就是怕死!你們是革命者嗎?我們華運正等待中柬共雙方來處理,這只能給大家的出路添麻煩,柬共更不信任我們……。”我們沒爭辯,我們認為跑得對,為什麼要拿生命作賭注?

街上已平靜如昔,丁力讓我們四个人立刻到越南邊境的達隆村。那兒有一位已脫離集體的朋友開的西藥房,生意好,他讓出一間小屋讓我們躲著,三餐還讓人送來食物。在那幾天裏,我們還見到那幾位公安在街上走動觀望,不過這裏是越共的地盤,他們不能帶槍,我們仍得避開他們,免得其他不測。

為了徹底擺脫孟雙縣公安,丁力等到老黃和小黑來時,要他倆把我們送到遙遠的東北。兩人也有難處,因為他俩之所以能在解放區通行無阻,是為東北五0四大區採購物資,若經常載人而非載貨,必引起紅柬的懷疑。此外,上東北的必經之地翁湖縣府的華裔公安部長最近被人暗殺,在這種情況下要路過翁湖市實在令人擔心。

然而我們不能長期躲下去,遲走不如早走。

我們四人搭上老黃和小黑大摩托车經過丙介瑤市進入芒果縣府,在那兒的單車店過了一夜,於第二天淩晨向翁湖市進發。

翁湖市郊的崗哨明顯增多,氣氛肅穆緊張,摩托车嘗試行駛在一些小徑旁道,避開戒備森嚴的市區,卻仍然被守崗的喝停。對方檢查過兩人的通行證,沒有留難,卻要我們走大道進入市區。市區的守崗者又要我們走唯一到市中心的公路,看來無路可避,必定要正面遇上公安人員了。而這裏仍然屬於東南大區,孟雙縣的公安要是通報上級,那麼我們是自投羅網,還要連累老黃和小黑。

五、六個公安氣勢凶汹汹持槍一字排開把我們攔下,我們順從地下了車。老黃恭敬地遞上一包香煙,小黑同時呈上特別通行證。“到屋裏去!全都去!”公安只略望了通行證,便向我們下令。

我們依指示走進附近一間已廢棄的柬文學校的禮堂,禮堂裏坐著約六七十人,大多是華人。由于縣公安局長被人暗殺身亡,全市戒備森嚴,這裏又集中了較多的華僑。我們心知不妙,但也只能既來之則安之。

這時是八點正,一位四十出頭的華人幹部,在其他幾位幹部陪同下走上講臺,工作人員遞來茶水,其他幹部和幾位公安侍立一側。

“朋友們,”他清了一下嗓子,“我叫建猜,你們可叫建同志,我是組織調來不久的二十一分區的幹部。組織給我一個機會與大家見面,我將在這裏與大家談一個主題,即順應柬埔寨革命形勢……。”他以標準清晰的柬語列舉了一系列戰場的捷報和敵人各種不可克服的困難後說,“在解放區,許多人還趕不上革命的形勢,緬懷過去腐朽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活,有些華人還想做生意,逃避勞動生產。實際上,那種人剝削人的制度是一去不复返的,柬埔寨革命不只是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對我國的控制或統治,也是為了建設一個全新的、公平合理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

在談過了民族鬥爭到階級鬥爭是隨著抗戰的節節勝利而逐漸過渡之後,建猜說,柬埔寨存在許多不合理的現象,首都和大城市被外國人占住著,剝削者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工農群眾長期受剝削和壓迫,廣大人民被愚弄,逆來順受。我們偉大的革命組織就是要號召人民覺醒起來,徹底改變這種人吃人的制度。

最後,建猜說,革命以來,在解放區出現了所謂的“華運”組織,這些人是極不識時務的,大多數華人生於此,長於此,就要面向當地,接受柬埔寨革命政權的一元化領導。最近,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開頭語只是“朋友們”,而不再用“同志們”,這表明中國方面已不支持或承認海外有他們的同志,中國強調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既然國家要獨立,就不允許在別的國家中發展服務於外國的所謂“革命”組織。革命组织奉勸那些仍想幹革命的所謂“華運”人員,勇敢地加入統一陣線。他們當初投奔解放區的目的就是支持柬埔寨人民抗美救國戰爭而非為一個小集團服務,他們這樣下去,不但浪費革命的年華,對支持我国人民的反美救國戰爭也毫無意義。要站得高看得遠……。

散會了,紅柬政權給我們上了課,看著我們聚精會神地聽,也便沒有留難我們。

我們順利離開翁湖市,經過三州府,於傍晚時分進入足社的橡膠園。我們在附近的華校休息,那裏的朋友告訴我們,這一帶公安監視得緊,太早或太晚去井邊洗澡都會引起注意,休息時也不要多談話,明天早些離開。

在後來的幾天行程中,我們多次談到建猜的發言。老黃和小黑因走動多,認識的人廣,知道建猜就是西北來的原華運中級領導幹部石建。政变以前,石建夫婦是金邊華校柬文教師兼中文報柬文翻譯,與東海一樣既是華運人員又秘密參加紅柬。他很有理論,不少年青人跟隨他走,有幾對戀人甚至因此分道揚鑣。對紅柬忠心耿耿的石建后来受專區領導的批評,因为革命組織不認為柬埔寨有外侨或外国人,便不該召開只針對華人的會議。一九七九年一月,石建接受前華運領導文敬田的勸說逃離紅柬,化為平民逃到泰國難民營。

我們不為石建的言論所動,因為我們相信有著悠久革命歷史的長輩們是緊跟祖國的,我們也都深愛著祖國,既然華運響應祖國領事館的指示到解放區幹革命,那麼我們最後的出路只有由祖國有關方面來決定。

留在各地工作的朋友給我們提供了路過的食宿,有的仍在教書或種菜或當赤腳醫生,在漫長的七號公路,我們不再是躲避美國飛機的轟炸而是避開紅柬公安的耳目。

這天黃昏,當我們帶著疲憊不堪的身體抵達磅占省湄公河岸的哥士馬縣逢波鄉時,兩位聯絡員告誡我們,這裏的形勢比別的地區還要緊,但我們仍不得不在這裏停留,因為天亮後,老黃和小黑就要趕到越南邊境購貨,以免時間長了引起上級的懷疑。我們四人將在此分手,我和靜山渡河去棉花窟鄉出水村農場,劉堅與陳琴由當地僑青用單車載到川龍市。

逢波鄉四位朋友分別是校長蔡明夫婦、原金邊端華中學學生方芳和來自芒果縣的鄭紅,三十多歲的蔡明熱情斯文,他是負責人,當地政权視他為小頭目,限令他教書時要用柬文為主,夫婦倆早已按中柬文的比例各一半來教,政權仍說他們教中文太多。我們摸黑去河邊洗澡,吃晚飯時,鄭紅回來。我和她在東南早已熟絡,話題多了,長輩們把她調到這裏工作是因為這裏地理位置重要,扼守東南與東北區的樞紐,有幾十戶僑胞而從未有過醫生。她每天早出晚歸為僑胞們治病,也為產婦接生孩子,方芳有時幫忙教書或當鄭紅的助手,後來義務勞動多了,蔡明便派她去勞動。我把在菩提村出逃的經過告訴鄭紅,彼此感慨萬千。夜深了,鄭紅送我一張薄被單。

天剛亮,蔡明帶了我和靜山悄悄走出後門,經過一片竹林到了河岸,岸邊早準備了一艘小船,小船穿過濃霧向朦朧的對岸劃去。

“棉花窟鄉將是我們幾百名朋友目前的歸宿,你們雖是逃難而來,我此刻卻十分羡慕你們”蔡明說。小船劃破如鏡的河面,拖著長長的人字形漪漣,靜靜地向後擴散。他又说:“很少人知道我的险惡处境,在這個有著兩千年封建歷史、深受佛教影響的落後農業國家,革命來得太快了,許多事都難以預測。”他端正的臉上帶著憂慮迷惘又有幾分堅強執著,“我服從長輩的安排,高山不讓我離開,各地有危難的朋友都需要我把他們護送過河到棉花窟鄉,那兒的朋友也要從我這裏獲得東南與中部地區的消息。”

蔡明是桔井市人,中學時已接受革命的薰陶,他準備到金邊念書時就發生了政變。高山派他到這裏工作。他很有人緣,柬文程度也高。兩年後,他與這裏一位女青年戀愛並結了婚。逢波鄉距桔井市有一百餘公里,沿途十幾個華僑鄉,只有這裏與僑胞的關係最密切,工作很順利,最初也得到當地政權的配合支持。

“棉花窟鄉有上百家華僑,一間小學,農場就在三公里外的出水村,那兒有來自東南西北的一百多名朋友,他們進行艱苦的農業生產勞動,靠自己的雙手種田,誓把出水村建設成柬埔寨的大寨。我們的朋友不再東躲西藏,而是有雄心壯志開創一個新天地……。”他一路滔滔不絕。

船靠岸了,蔡明指示我們沿河岸往北走約一公里,見到一間最寬大的平面木屋就是棉花窟鄉前領導人劉裕的住所,“把介紹信給他,聽他分配。把我的情況轉告劉裕叔,幫我問候那兒的朋友。”握別後,他站在船頭對我們說。“許多事都難以預測。”正如他所說的,誰又能預測到他把我們送走後不到一個月就被當地政權抓起來,不久就永遠消失在人間,與羅森一樣,他遺下孤苦的妻子和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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