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 星期三

做 人....( 白墨)


今年正月初一,適逢情人節,又是週日,不用上班。女兒的同學從未試過到中國人家裡過年,她問我們年三十晚上能否來吃團年飯,此小洋妞受中國人的年節氣氛感染,這一餐飯令她印象深刻。飯後老伴給兩女壓歲錢,也給了她一封紅包利是,樂得她受寵若驚的說:我也是您家庭成員啦!

我們又給兩女訓話:一年大一歲,凡事要三思而後行,不能太衝動,不能意氣用事,不能這不能那。她們當然不會洗耳更不會恭聽,像這樣老調重彈,聽的不厭說的也夠煩,一切順其自然吧!

還記得小時候,母親每逢除夕,就會千叮嚀萬吩咐:明天是正月初一,不能罵架,不能發脾氣,不能講不吉利話,不能說「死」,不能打爛東西,不能拿鎚子釘牆壁,家裡開雜貨店但不能賣針,不能掃地。我們小孩子是水過鴨背,哪裡聽得入耳,反正明天有紅包拿,想要我怎樣就怎樣吧!

長大了,漸漸明白母親的心態,她的確在小心翼翼做人,由不得有半點差池。試想我這兒子生下來不滿一歲,她就守寡,如何擔保我不會節外生枝而能平平安安活下來,她怕萬一出了什麼岔子,闖出什麼大禍,這「人」就做不下去了。我現在回想起來,心裡多麼內疚,多麼慚愧。我這不孝子,在學生時代,被政治牽著鼻子走,讓母親日夜提心吊膽,不知為我的安危掉下多少淚。放學不回家,留在學校參加毛選學習班,當時還沒有像今天那樣可以撥個電話,可憐母親整整幾個鐘頭站在巷口,等著兒子平安回來。假日和一大群同學騎單車去數百公里的鄉村,幫柬埔寨農民插秧,並借機會宣傳毛澤東思想,向他們派發由我們譯成柬文的毛選中某些文章,還向他們派發毛澤東像章。母親到處打聽兒子下落,挨家挨戶去問同學的父母,他們也一樣不知道兒女要去幾天才返金邊。

當時學校對學生的思想灌輸,就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們接受的幾乎是「軍訓」,分分鐘做好準備,隨時隨地要為當地的「革命事業」獻出生命。我將這訊息向母親宣傳,她臉色變青,哀求我不要再上學,那裡簡直是軍營,不是學堂。春節將到,母親為我買新衣服,誰知大年初一,我特地穿得破舊,大清早去派報紙,說是「義賣」籌善款扶貧。我們偏激、幼稚、單純的思想,正好被那些「愛國進步」教師所利用,很多同學進入「解放區」拿槍,最後死在槍林彈雨中,連名字也沒有留下。而留在「白區」的一些同學,也因為行蹤暴露,或被叛徒出賣,死在刑場上。柬埔寨於1975年4月17日「全國解放」,赤柬展開空前絕後的大屠殺,而那一群遙控著學生命運的左派革命頭頭們,被接回中國大陸,養尊處優,還當上政協委員。歷經生死大逃亡後,學生們分散到全球各地,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筆血債未追討,他們的家庭成員慘死、失蹤,能虎口餘生的寥寥無幾。

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中,移居紐西蘭的楊璧陶老師最令人敬重,她老人家憑天地良心和道德勇氣,用筆桿子把赤柬殺人的實況寫出來,和盤端出,公諸於世,讓世人知道歷史真相。她到加拿大時,曾經來滿地可,我與她開車去渥太華,一路上楊老師將柬共的骯髒面目無情揭露,並對當時那夥「愛國進步教育事業」的大權在握者之猙獰嘴臉嚴辭斥罵。楊老師的夫君是林宏毅主任,在「解放區」罹難。相反,那位臭名昭彰的頭頭,不但沒有為柬埔寨「革命事業」獻身,還踩著同事、學生的屍體爬上權位;數年前來加拿大,也曾到滿地可,我和幾位友人送他去中央火車站,我責問他為何不營救戰友、學生,自己先逃跑,又痛罵他向我們灌輸「革命思想」。他假惺惺的掉了幾滴鱷魚淚,吐了一句話:這是歷史的錯,不能由某一個人來承擔責任。又批評我「太偏激」,沒有考慮當時的「客觀條件」而胡亂下斷語。他回到廣州後,又活多十幾年,日前八十多歲才死去,此人未蓋棺已先定論,若提及他是我的老師,「恥辱」!若提及是赤柬的幫凶,太抬舉,他不齒於人類。

寫到這裡,想起詩人臧克家《有的人》這首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做人要光明磊落,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活要活得清白,死要死得明白,否則,到九泉之下何來顏面去見昔日那批出生入死的戰友?話又說回來,逝者去矣,生者還在,就不明白還有一群頑靈,甘願昧著良心為死去的頭頭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還不斷到處像撒傳單似的將悼文寄出,而且恐怕寄不出,一連寄了十次。死一個行屍走肉的人渣,親者快仇者痛,除非你與他是一丘之貉,沆瀣一氣。我的同學一家十二口慘死,她隻身逃出生天,如果上蒼有眼,應該懲治極權統治者及其逍遙法外的幫凶,哪裡還會寫歌頌文章為這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歡慶八十大壽?

正值年初四,再讀《紅色漩渦》作者余良文章「劉主任走了」,思潮起伏,情緒激動。我母親和侄兒慘死在赤柬暴政下已經35年,而加重地殼負擔的茍活者卻還多活了四十年,不但沒有被拉上審紅庭,還享有「生榮死哀」的殊榮,這是什麼公理?撰寫歌功頌德文章的人,是否應該懺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