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2日 星期一

三十年美國路....( 余良)

(五) 公寓三度遭爆窃
且说在我公寓同座楼的四十一号房朱先生一家,是我介绍来的新房客。朱先生也是我当年在柬埔寨的朋友。他在纽约中城黑、白人杂居区一家中餐馆当大厨。当他知道我在唐人街洋货店打工时,十分惋惜。他常对我说,像我们这些人,出路是做餐馆,别无他途。你既然做过三年多的餐馆工,就该继续从事此行业,将来积了钱,开个小餐馆当老板,才能逐渐发达。



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中医才是我的爱好。在泰国难民营时,我联系了一九六七年参加学习的厦门函授中医大学。经过了柬埔寨十年战乱和中国十年“文革”,所有的资料都已遗失,因此,联系上的新老师建议我补习。我的补习成绩很优秀,每次都获得最高分数,老师每次的评语也都令人兴奋和鼓舞。

每一次经过唐人街的药材店,我都忍不住贪婪地驻足观望。我多么渴望回到自己的事业,重新接触原来十分熟悉的药材。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吗?人们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全心投入于餐馆业,又何时能结成中医这张大网?

我终于理解,许许多多的移民因为生活环境所逼,不得不痛心地放弃原来的爱好和专长,而屈服于残酷的现实。

两个月后,我辞去“顺兴”的工,在朱先生的介绍下来到他当大厨的中餐馆。

这间叫“洋洋”的中餐馆老板也是台湾人。他说,他原是一名科学家,但当科学家的收入不比开餐馆,因而他只得忍痛改行,从事自己不喜欢的餐馆业。

“洋洋”只有四、五位服务员、三位送外卖、七位厨房工。朱友人安排我做洗碗和打杂,周末兼职送外卖。每月工资一千元加送外卖的小费。

工作上驾轻就熟,又有朱友人的关照,学了不少餐艺。

“洋洋”中餐馆虽小,生意奇佳,周末送外卖更是异常忙碌。这时我便要协助送外卖。送外卖要对周围街道和环境十分熟悉。每送一份单可获得两、三元到五元小费。原来就爱好运动的我,送起外卖速度特快。往往是别人送一份单还未回来,我已出门送第三单了。我得到的小费最多。朱友人和三位送了多年外卖的同事问我靠何本事?我坦言我把送外卖当作运动竞赛,像争夺金牌那样去拼命。我能一口气跑上四、五楼,自行车抄近路飞奔穿梭于汽车繁忙的街道,同样年青力壮的他们就做不到。

我喜欢送外卖,但它只是我的兼职,我必须首先做好洗碗与打杂的工作;午餐期过后,我还要骑自行车到处派发餐单广告。周围高楼大厦林立,每一幢楼从底层到最高层,餐单就插到每一户的门缝。跑了一幢又一幢,过了一街又一街。直到晚餐期到了,回到餐馆厨房工作,一面静等在柜台的经理叫我去送外卖。

我在“洋洋”中餐馆,几乎是一分一秒都在紧张工作。

回忆起当年生活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拼了命劳动还要挨饿,任何人都可能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害。熬过了那度日如年的奴隶般的漫长岁月,这能算苦吗?

北极归来不怕冷,高棉归来不怕苦。我知道许许多多像我这样来自柬埔寨的年青人都不把这种能锻炼身体又赚取大把小费的工作认为受苦,而是享乐。我真是“何乐而不为”也?

常听说一些人在餐馆打了几年工,积蓄些钱就去开小小的外卖餐馆,从此走上小康甚至富裕的道路。一天,我也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位于格林区一间外卖中餐馆生意只卖两万元,月租仅六百元。出于好奇心,我在一个休息日的中午按址上门了解。

也记不起该外卖餐馆的名字和所在的街道,只记得它位于黑人集中区。

餐馆很小,大概只容七、八个人进出。厅堂没有桌椅,客人购餐后就带回家。客人进来后,低着头隔着防弹玻璃的小窗口订餐。餐炒出来后,客人先把钱放进底下的凹面盘,再伸长手接过小窗口转弯处的餐盒。

不问自明,这是为防客人抢餐或打劫。防弹玻璃很厚,足可防枪弹。主人开门让我进入厨房参观,这门也十分牢固。所有这些,均说明这里治安很差。

年青的店主和他的亲戚伙计日夜守在这密不透风的小厨房,由于餐馆营业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看来两人刚起身不久。他们睡眼蒙胧赶紧收拾床铺。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卧室”是利用小厨房角落草草搭建的小格间。前没门,后没窗,床铺小得要挤着睡。抽风机被关着,闷热的空气夹带厨房与卧室异味熏鼻而来。环境恶劣得甚于牢狱。

“请问这里的治安如何?”我问。

“人不要出去就没事了。你看我帮你开门后就赶紧关上门,哪有什么事?”

每月一万多元的生意加上廉价店租,着实划算。主人说,因为要搬迁到外州,故接手半年就要卖掉。姑且当其所言全部属实,我也没能力、更没胆量在此营生。

且不说格林区是纽约市治安最差的地区,报载,由于外卖餐馆多是在贫民区,歹徒谋财害命可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假装顾客致电订餐、用假地址要求送餐,等外卖郎到来时一哄而上,殴打甚至杀害外卖郎再抢钱抢餐;瞄准餐馆打烊时间,老板或伙计出来打扫或关门时,持枪恐吓或冲入厨房收刮钱财再行凶杀人等。因而,针对外卖餐馆的抢劫、枪杀案件司空见惯。我所看到的这家外卖小餐馆,可说就是在虎口中谋生。

完全可预料,长此以往,我也难免有一天送外卖时遭遇不幸——连经验丰富、干练的“湘园”外卖郎小李,也曾在送餐时被一群歹徒打得脸青鼻肿了好几天。

难道这是我人生必经之路?这条路又有多长?

过了好几天忧郁愁闷的日子。一天深夜放工回家,一反常态听到五楼嘈杂的人声,正好管理员从五楼走下来,便问他楼上发生什么事?

“窃贼窜进五十三号房。”他边说边摇头丧气。

又一宗入屋爆窃案!我的心猛地沉了下来。孩子们已睡熟了,我和太太上五楼探究竟。

“我们在此住了多年,一向平安无事。管理员的家又在我们隔邻。门、窗都没丝毫破坏。发生这样的事实在料想不到。”主人是年约六十岁的广东台山人。他垂头丧气地说,“我们是个有七口人的大家庭。由于没有小孩,每个人都早出晚归忙不过来,大概被窃贼抓到规律,因而估计窃贼在中午进入屋里,故有足够时间把每个房间都彻底翻掀搜索。。。。。。我们的钱财损失了,连大电视机、录像机也被抬走了。这些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工的血汗钱啊!倒叫窃贼轻而易举偷走了。”

“报警了吗?”我问。

“没用。三更半夜的。你看四楼那家前阵子也被贼闯入家门的,报了警也没用。哎呀,一句话:美国居,大不易。”

两户入屋爆窃案,都是门窗无损,又都被窃贼瞄准主人上班的时候,最大可能是窃贼就在这幢公寓里,且持有他们的门钥匙。难道就是那位待人客气、又很负责任的管理员吗?这实在太可恶、太可怕了。

第二天,我们和其他几户华人房客赶紧动手换了新门钥,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

这天,是我在“洋洋”工作两个月的一个晚上,我拖着疲倦的身体走进家门,便接到一通长途电话:

“绍强!还记起我吗?两个多月前我和陈校长在唐人街遇见你、我和你留下了电话号码就匆忙分手了。。。。。。”

“哇,是陈先生。怎会记不起呢?我还天天在等你的电话呢!为何你给我的电话我老打不通呢?”

“我住在费城。可能我忘了给你费城的电话区号吧?夜已深了,我也长话短说。你到费城来吧!费城有很多机会。许多柬埔寨华人难民都在费城开外卖餐馆。你若有意,我可帮你,你也可能见到陈校长和许多过去的老朋友。。。。。。时间就是金钱,争取时间到费城实地了解吧!”

陈先生说得那么轻松:在费城,小本钱就可买到连楼餐馆,吃的住的都在餐馆,大大节省开支、家庭式经营,保赚不亏、炒餐简单容易。。。。。。

我的心动了起来,再也睡不着觉,当晚就和妻子商量利用最近的休息天到费城了解情况。

从四十二街巴士总站到费城市中心,花了两个多小时。陈先生的大儿子小华到车站接车。

由于我当天就要返回费城,陈先生马不停蹄带我去见识他的外卖餐馆,再带我去看一家房地产和生意仅卖两万六千美元的外卖餐馆。他说,如果我满意,很快就可买下来。

与陈先生的外卖餐馆一样,这家位于六十街与SPRUSE ST 门牌271号,取名“CHI CO”的外卖餐馆也有两层楼。楼上有三个睡房,一间浴室。楼下分三部分:前面是可容七、八位顾客订餐、等餐的小厅、隔着防弹玻璃和一道铁闸门的中间部分,是有三个炉头、操作台、洗涤槽的厨房和家庭客厅。

营业时间每天下午两点到凌晨两点,周末延长到凌晨三点。

“CHI CO”的门面却破旧不堪,没仔细看还不知是间餐馆。

餐馆主人是客家人,他坦言已经营了四年,该休息了。“现在生意每月不过几千元,因为我没心思经营下去,朋友来电叫我去打麻将,我关上门就走了。你年青有为,会做得比我好。”他说。

陈先生也说,餐馆虽然残旧,生意也比较淡。但事在人为,我们这些经过红高棉血腥统治的难民,一定会克服困难,把生意做好,在华人中扬眉吐气。虽说是在黑人区谋生,坏人还是少数;虽然营业时间长,还要熬夜,但打烊后就上楼睡觉。。。。。。你若有兴趣、有信心,我会帮你,等你习惯了,能独立经营了,上轨道了,你就会逐渐走上致富之路。像我们这些人,能有这样的机会实在求之不得。

我当即表示有意购买这间餐馆。但也有顾虑:本钱不够、英语差、没经验对付坏人等。陈先生说:“你能说有关餐食买卖方面和日常生活的英语就够了,以后再在实践中学习;按规矩,餐馆过名前,买方可先来实习一周,过名后,卖方有义务陪教买方一周,以使买方适应新环境,过后,我再让我的儿子小华和老陈(陈校长)的亲戚各陪你一周。四周时间,基本和顾客熟络了,今后也就容易了。”

我说:“说来惭愧,我只有九千美元。。。。。。”

“够了,”陈先生说,“你可向卖主借贷若干,我和老陈也想办法帮你。要紧的是把生意做好,一边赚钱一边还债。数年以后,生意旺起来,你的餐馆也升值了。”

陈先生想得真周到:事成后,他将陪我去办理各种过名手续,协助安排孩子入学,购买保险、找会计师、协助解决经营期间遇到的困难等等。

有热情的陈先生,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只有由衷感谢他,心想真是遇到贵人了。

陈先生又说:“我们都是有着二十年历史的老朋友,能在美国费城相会实是有缘分。我想坦诚相告的是,我们到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要适应那里的环境,不可把我们过去在柬埔寨的习惯和思维带到美国来。过去,我们是知识分子、教育界、中文教师等等,那时,我们要做一个这方面的优秀者,责无旁贷地教育我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商人,就要适应商场的环境、学会商业游戏规则。商业的潜规则是,帮助是互相的,利益是双方的。一个正直而成功的商人必须是,他既要想办法赚取利润,却绝不做欺骗、害人的事,最好的结果是,他赚取的利润是建筑在对方也获得利润的基础之上。”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赞同你的观点。我想,我会做一个正直的商人。履行做一个受益者应做的事。”

分手时,陈先生提醒我:“回去同你的太太商量。若你们都决定要买下这餐馆,就要赶紧行动,按买卖定价的百份之十给卖方押金,确定一个成交的日期,再准备搬家。”

几天时间,我们便决定买下“CHI CO”外卖餐馆。这完全是因为对陈先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是建筑在二十年交往的基础上的。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战乱时期,我和比我大七岁的陈先生一起在枪林弹雨下奔跑,在飞机的扫射、轰炸下逃生,我们也一起走南闯北,浪迹高棉农村。

多少年来,我是言而有信地做到陈先生所说的“利益是双方的”这个商场的潜规则。我和陈先生保持了历久犹新的友谊。

“适应环境变化”是陈先生的人生哲学。在柬埔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和平时期,他在我家乡附近一个县府是一位出色的中文学校校长;七十年代战争时期,他是农村赤脚医生;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他是勤劳的农民;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日子里,他发明并为当地政权生产肥皂,从而保住生命;越军入侵、波尔布特下台,当人们都彷徨失措的时候,他当机立断,带了妻小直奔几百公里外的泰国难民营,是最早为美国收容的幸运者。

且说正当我准备下一个休息日到费城陪同陈先生向“CHI CO”老板交押金的前一天下午,我向朱友人请假提早回家,刚上了四楼,太太站在门外等着。她那怆然失落的脸色使我吓了一跳:“不好了!我们家刚刚被窃贼窜入了。我带两个孩子到朱先生家里玩,门没关好,不到半小时,回来时家里已被闹了个翻天。。。。。。”

我一边走进屋子一边问:“窃贼偷了什么东西?”

妻子说:“你看吧!大电视机一时搬不走,就搬我们新买的录像机。”

“钱呢?我们昨天刚从银行支取出来的钱呢?还在吗?”

“糟了!九千元,我全都没藏好,就挂在睡房衣柜上的钩子上。”

我们冲进睡房,只见床铺被拉开、床单和床垫被掀起,连枕头套也被拉出来,床灯和床头柜被打翻在地上。。。。。。整个睡房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我的身子顿时凉了半截:四年来的流血流汗、省食俭用、在“湘园”的忍辱负重、妻子日夜的家庭手工劳动全白费了,我们准备到费城创业的大计全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