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祈祷和平....( 连载 -49 ).... 林新仪


第十三章
  比干的后代 ( 1 )
 “精彩!”吴文贵朝林祈平鼓掌笑道:“简直就是一部缩编版的柬埔寨历史。真看不出来,你年纪这么轻,讲起柬埔寨的历史竟然那么富有学究味。”

“您过奖了,吴老师。”林祈平笑着摇摇头,“其实,刚才我给您讲的,都是我父亲写的东西。他在端华学校任教期间曾下功夫研究过高棉的历史,从古代到近代到现代,他的研究笔记写了厚厚几大本。我上初中的时候常常趁他不在家时偷看他的手稿。可惜的是,这些手稿在战争年代全都遗失了。”
“太遗憾了!”吴文贵深深叹息,“你父亲才华横溢,只是生不逢时,埋没在乱世之中。我最近才听一些朋友说,你父亲到金边后一直在端华中学任教,没动地方,而你母亲却跑了好几个省当华校校长,名声比你父亲还大,是这样吗?”

“是的。那年跟随父母亲到柬埔寨的时候,我还很小,就知道贪玩。我记得刚到金边时没有地方住,端华学校董事长邱纯璋先生将父亲引荐给金边福建会馆的理事长黄盛卓伯伯,他将我们一家人安顿在他府上暂时落脚。黄伯伯与我父母亲同是闽南人,他在金边做汽车配件和五金生意多年,很有成就,是当地福建人中的首富,也是金边的侨领之一。黄伯伯为人古道热肠、仗义疏财,在我们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我们两个家庭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我父亲不久就到端华学校上任了,被董事会聘为校长。后来,由于校长一职必需向当地政府注册,有很多官方的应酬和事务,为了使我父亲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校的管理上,董事会便决定由另一名董事万海天先生出任注册的立案校长,平时不干预学校的事务。学校的领导体制改为校委制,最高领导层是‘三驾马车’。我父亲担任校委主任,实际上行使校长职权,是那匹领头的‘马’,其余的两匹‘马’,一匹是校委训导主任卢萌杰,另一匹是校委教务主任常德全。他俩也都是在吴庭艳时期从西贡堤岸跑过去的,想必您会认识他们。”

“听说过他们二人的大名。但我与他们并不很熟。”

“当时,金边华侨社团办的华校大大小小也有十余所之多,五大帮会都有各自的学校。端华学校是潮州人办的,而福建人办的学校叫民生中学。那一年,民生中学的校长病重住院,黄伯伯便推荐我母亲到民生学校担任代理校长一职。于是,我们姐弟四个与保姆张婶就随母亲到了民生学校。父亲则自己一个人在端华学校五楼顶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斗室里住单身。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同在一个城市,却是两处分居。好在民生和端华两间学校距离并不远,我们一家人经常能在周末聚在一起共享天伦。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留下最清晰印象的,莫过于民生学校教学楼前大操场上那株老榕树了。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岁数了,它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慈祥老人,垂着无数长长的胡须,用它那巨大的树冠,默默地为人们伸展出一片宽广的绿荫。我最喜欢在树荫下嬉戏、玩耍,聆听树上各式各样的鸟儿在歌唱。母亲对这株老榕树似乎情有独锺,常常一个人在树下踟躅徘徊,因为它让她想起了故乡鼓浪屿。每到傍晚时分,只要她有空闲,就会坐在老榕树下的圆形树池上,给我们姐弟四人讲故事。那段时间的生活很平静,也很美好。父母亲的事业重新开始,开局还算不错。但母亲在民生学校当代理校长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年,她就受聘去了马德望,一干就是五年……”

林祈平点燃一支烟卷,使劲吸了一大口,然后慢慢吐出来,在烟雾缭绕中继续讲述关于柬埔寨华侨华人的故事……。

其实,远在中国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扶南王国就与我国开始了互遣使者的友好交往。公元243年,扶南王范旃再次派遣使者携带象牙、金银器等礼物到中国访问。那时,他们的造船技术已相当发达,所造大船长八、九丈,宽六、七尺,可载百人,用于远洋航行毫无问题。两年之后,三国东吴的国君孙权派遣朱应、康泰为使臣回访扶南国,受到扶南朝野上下的盛情款待。从此,两国友好互访的使者便往来不断(关于这段历史,中国古籍《梁书》卷五十四的《扶南传》、《太平御览》卷三四七引《吴时外国传》和卷七八七引康泰《扶南土俗记》等书均有详尽记载)。到了南北朝时代,南朝国都建康还特地设立了“扶南馆”,扶南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须菩提等人先后应邀到中国来翻译佛经。中国僧人云宝法师也曾云游到扶南国进行宗教交流。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可上溯到1700年前,真可谓之源远流长了。

五百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远至非洲东岸和中东红海海口麦加圣地,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便开始有人迁徙到高棉王国去谋生了。西哈努克执政期间,柬埔寨大部分城市里的华侨聚居区内都建有关帝庙和三保公庙,香火很盛。关帝庙是忠、义、信的象征,而三保公庙则是老一辈华侨对这位明朝航海家带领他们的先祖劈波斩浪,开拓这一片移民热土的丰功伟业感恩戴德,寄托追思与缅怀之情的地方。

柬埔寨的华侨华人,绝大多数聚居在首都金边以及各省会城市,少部分生活于乡镇农村,有三十余万之众,主要从事工商业。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像欧美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那样,被挤压在狭小的唐人街里,仅靠开餐馆、洗衣房等别人不屑经营的行当艰难谋生,他们散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相对落后的经济生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得以充分发挥其经营才能的广阔空间和舞台。而西哈努克奉行的宽松政策和无为而治,更使他们如鱼得水,他们的生意几乎无孔不入,做得非常活跃也非常出色。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不辞辛劳地奔波穿梭于城乡之间买卖、贸易、挣钱,柬埔寨相当原始闭塞的农村经济才被盘活起来,而各种物资的顺畅流通,包括与中国及世界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自由发展,也使得城市的方方面面生机盎然,充满活力。西哈努克时期的繁荣昌盛,华侨华人功不可没!

但是,他们也因此而背上了“贪婪的剥削者”、“吸血鬼”等恶名,被一些不友好的当地人诅咒为“魔鬼亚针”(对华侨华人的侮辱性蔑称)。他们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也谑称当地人为“番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