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9日 星期二

柬埔寨"端華學校建校百年纪念"专栏....( 10 )


歷史的本義

                                                                                           新仪

                                         

前不久,有一位在我們這個小圈子裏很知名的人物去世了。對他的評價,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歌頌與贊美,另一派則是譴責與不屑。而我所嘆息的,則是他的離去,帶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從此再也無人知曉。

所謂的“我們這個小圈子”,是指柬埔寨金邊市前端華學校的師生們,如今已散居在世界各地,且都已進入人生的中老年階段,事業有成,生活寬裕,兒孫滿堂。在安享晚年天倫之樂時,每個人心中卻都深藏著一段永遠無法忘記的歷史,以及這段歷史給我們心靈所造成的無法愈合的創傷。歷史發生在四十多年前,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戰爭歲月,天使與魔鬼同行。今天,許多記憶片段雖然已經模糊不清了,但那些血腥的暴力、虐待與殺戮場景卻像噩夢一般始終伴隨著我們,難以被時間沖淡,在平靜的生活之下埋藏著一個永遠的痛,時不時會撩撥我們一下,給原本舒暢愉快的心情瞬間蒙上一層陰影。

那段歷史實在太殘酷,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大傷痛,更是人類的大悲劇。我們是一群歷史風雲中的迷途羔羊,而領路人,正是那位知名人物。如今,他走了,壽終正寢,直到他閉眼的那一刻,始終保持緘默,沒有絲毫反省,更沒有任何反思,對人們的責難也不做任何答辯,然後,把一切是非曲直、事實與真相全都帶入棺木,永遠關閉上那段悲劇歷史的黑暗之門。

我常常在想,歷史的本義是什么?

一位文學家如是說:“歷史是坎坷,歷史是幽暗,歷史是旋轉的恐怖,歷史是秘藏的奢侈,歷史是大雨中的泥濘,歷史是沼澤地裏的吞沒,歷史是懸崖上的拋棄……”

是的,當歷史能夠以其真實面目昭示天下時,以上的形容比喻都準確無誤。然而,當歷史被刻意掩蓋、封存,甚至是封殺,人們無法看清歷史的本來面目和經絡血脈,這時,歷史就是一團和好了的面團,被一只無形的手所操弄,想捏成饅頭它就是圓的;想桿成烙餅它就是扁的;想抻成面條它就是長條狀……這個比喻似乎有點滑稽,但現實中並不少見。重要的是,那些歷史的親歷者、參與者、見證者,他們都擁有道義所賦予的話語權,可是,當他們出於某種原因主動放棄了說話的權利,不願意站直身板為歷史證明,厘清事實,還原真相,給千千萬萬的歷史殉難者一個交代、一聲告慰,那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近日,我一直在讀《史記》,這部史學巨著氣勢恢弘,囊括百代,從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記載、敘述了古老中國三千年左右的滄桑演變;此書文筆優美,忠實於歷史事實,不為權貴隱諱,內蘊深厚的人文精神,無怪乎魯迅先生高度贊譽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世人皆知,《史記》的作者是司馬遷,但卻沒有多少人知道,《史記》的問世是經歷了怎樣的悲苦與折磨方能破繭而出。

司馬遷生長於漢武帝年間,那是漢朝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很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但他也是一個喜歡殺戮的鐵腕統治者,動不動就滅人九族。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是西漢朝廷的太史令,為官期間,有感於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再無系統的歷史著作出現,而從戰國至秦漢,許多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皆未能載入史冊,因此,他立下宏願,要修一部正式的史籍,以繼承傳統,弘揚本朝。然而,他的這個夙願未曾付諸實施就因病與世長辭了。臨終前,他囑咐兒子一定要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司馬遷在病榻前對垂危的父親立下了鄭重的承諾。

司馬談逝世後的第三年,司馬遷終獲漢武帝賞識,接任太史令一職。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開始著手編寫《史記》。那時,他已經積累下非常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正當他意氣風發,嘔心瀝血,傾盡平生所學為泱泱大中華編撰歷史之時,朝廷上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幾乎斷送了他的性命和他剛開始的事業。

這個重大事件史稱“李陵之禍”。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武帝派他的小舅子李廣利(封號貳師將軍)率領三萬騎兵在祁連山進攻匈奴右賢王。李廣利是個庸碌無能之輩,只因他的姐姐是漢武帝的寵妃,才得以擔此重任,但他的皇帝姐夫也知道這小子沒什麽真本事,就又派了李陵將軍率領五千步兵奔襲匈奴領地居延海以北一千裏的地域,想借此戰術分散匈奴人的兵力,好讓李廣利能輕松打個勝仗,建功立業,回來後給他封侯封爵也就名正言順了。

西漢王朝在抗擊北方匈奴侵擾疆域的長期戰爭中,曾先後產生過許多驍勇善戰的軍事將領,名垂青史,李廣就是其中一位。他以擅長騎射、有勇有謀著稱於世,先後效力於漢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與匈奴作戰大小70余次,匈奴人對他敬畏有加,稱他為漢朝的“飛將軍”。李陵,正是李廣的嫡孫,一代忠良之後。

李陵和他的父輩祖輩一樣,對朝廷忠心耿耿,卻無防人之心。他並不知道這次奉命北上奔襲匈奴其實是在為李廣利做嫁衣,李廣利率三萬精銳輕騎,糧草充裕,又有朝廷的強大支持,而他只有區區的五千步兵,卻要孤軍深入敵方腹地,沒有後援,怎麽可能打贏強悍的匈奴?果不其然,他和他的軍隊很快就被匈奴單於的八萬精壯騎兵重重包圍。血戰了八晝夜,漢軍殺死匈奴一萬多士兵,自己也傷亡過半,箭矢全部射光,被圍困在一塊高地上,彈盡糧絕,後路已被切斷。渾身血跡的李陵仰天長雙嘆:“我無顏回去見皇上了。”為了保全剩余士兵的性命,他只得率殘部投降了匈奴。李陵全軍覆沒後,逃散回京城的只有四百余人。

單於俘獲李陵,大喜過望,因敬重李陵是“飛將軍”李廣的後代,英雄相惜,便以禮相待,尊為上賓,還將女兒下嫁於他。

李陵成為匈奴的女婿這一消息傳回朝廷,滿朝文武嘩然,同聲譴責,漢武帝勃然大怒,下令誅殺李陵全家,包括他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和妻兒家眷共數百口人。

就在滿朝大臣紛紛對李陵落井下石、眾口鑠金,促成了武帝誅滅李陵家族的決定之際,司馬遷卻非常冷靜,他深為李廣老將軍的後人精忠報國卻遭如此殘酷下場而憤懣不平,在朝廷上力排眾議,向皇上直言進諫,為李陵申辯。他說,李陵兵敗投敵有罪,但情有可原,罪不當誅,他是因為寡不敵眾,傷亡過半,身後又無救兵,彈盡糧絕,退路被斷,才不得已而為之,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這一說辭,大大激怒了皇帝,認為司馬遷有意為李陵開脫罪責,同時也映射朝廷增援不力,貶責他在偏袒李廣利,這還了得!漢武帝處置完李陵事件之後,又下令把司馬遷投入大獄,定為死罪。

武帝時代,犯死罪的人,除了俯首受誅之外,還可依照兩條例律免除一死:一條是花重金贖罪,另一條就是接受宮刑(即像畜生一樣被閹割)。司馬遷官小家窮,哪有多少錢來買命,只能在死亡與宮刑之間二者擇其一。死,倒是痛快,鋼刀一揮,人頭落地,留下一個護衛忠良的美名在人間;而被宮刑,卻是永遠的恥辱,只能在形同廢人的慘淡歲月中了卻一生。司馬遷剛直不阿,並不懼死,然而,父親的臨終囑托、為民族修史的重任,卻讓他割舍不下,對於他,痛快的死與茍且的生,已經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了,他要對他深深摯愛的這個國家、這片熱土負責,最終,他含淚選擇了後者。

“李陵之禍”結束之後,司馬遷從身體到精神都受到極大摧殘,他的思想發生了蛻變,修史的動機也在悄然調整,對世事滄桑的痛苦體味,使他不再把修史僅僅看成是對以往歷史的簡單總結和對西漢盛世的歌功頌德,他對史實的秉筆直書,已經融入個人對於是非曲直、善惡美醜的鮮明觀點和立場,書中許多人物傳記都寓含著作者的深沈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馬遷修史過程中前後心態的巨大變化,賦予了《史記》這部巨著豐富而深厚的內涵,它既是一部記載了我們中華民族走過的每一個腳印的通史,又是作者帶著心靈和肉體的巨大創傷所作的傾訴和吟唱。

最值得後世萬代敬仰的是司馬遷對待歷史的態度:不虛誇其美,也不隱蔽其惡。正是這一高貴的史學家美德,打造出了《史記》的高度真實性、可信性。然而,也正是這一份寧折不彎的倔強,得罪了最高當權者,又一次給他招來殺身之禍。

大約在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馬遷完成了《史記》的編撰工作。他將全書準備了兩套,一套藏於山林之中,另一套則呈奉給朝廷。漢武帝閱畢,龍顏不悅,要司馬遷將其中責斥朝政最多的《景帝本紀》(漢武帝之父劉啟當政時的本紀)和《今上本紀》(漢武帝當朝的本紀)削去,不得傳世。但司馬遷完全不予理會。他已經完成上天賦予他的使命,修成正果,可以坦然面對一切強權了,生死予奪,早已置之度外,不再在意。他的傲然、凜然、泰然,徹底激怒了那位晚年極其剛愎自用的統治者,再次下令將司馬遷下獄、處死。同時,將《史記》封殺、銷毀。

三年之後,漢武帝駕崩。又過了許多年,朝野上下對武帝在位時的內外政策進行了全面反思,對司馬遷重新作出公正的評價。司馬遷的外孫楊惲這才從山林中取出那部五十二萬多字的不朽名著,將它公諸於世,很快享譽神州,從此流傳千古!

                                       

讀完司馬遷的故事,不禁掩卷感嘆。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留給我們一個最重要的人文啟示就是:歷史的本義就在於真實。

唯有真實,才足以警示後人。

當今中國,是否還有第二個司馬遷,敢於將真實的歷史展示給我們?不要再把歷史當成面團,任意揉捏,更不要再用什么“千秋功罪留待後人評說”之類的托詞,讓歷史蒙塵。

                                                                                                                            201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