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4日 星期三

祈祷和平....( 连载 -110 ).... 林新仪

                第二十一章  树欲静,风不止 ( 5 )

还有一件更为可悲的事情是林弘毅浑然不知的:二十七年前他在陪都重庆的国府中央大学就读时,当时的《中央日报》曾刊登了一则他和全体政治系四零级新生宣誓加入国民党的新闻,虽然并未征求过他本人同意,但他也不以为然,给予默认。不曾想到,那份招惹事非的报纸竟然做为机密的历史档案,一直保存在厦门市公安局里头!
也就说,他——林弘毅,一个在解放前夕“仓皇潜逃”国外的、有着“反动历史背景”的厦门籍海外著名人士,其行踪在厦门解放之后一直都被共产党的安全机构暗中监视着。尽管他是一名正直善良的爱国者,在柬埔寨侨界享有很高声望,还曾应国务院之邀登上天安门红台观礼十周年大阅兵,但他却不知道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真正的信任。假如他当年没有离开中国,那么,他在“文革”期间将会遭遇怎样一种悲惨命运就很难说了。幸好他果断地走了,如今身处海外,才得以逃过这场血光之灾。
然而,林弘毅夫妇的亲朋好友们却没那么幸运了。因为那张已经发黄变酥的倒霉的《中央日报》,致使他在厦门的兄弟姐妹和杨碧涛在鼓浪屿的亲人们皆背上“国民党特务亲属”的罪名而蒙受了奇耻大辱,还有数不清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就在林弘毅为女儿参与批斗方方的“野蛮行径”而痛心不已之时,他的大姐,一个老实巴交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小学老师,被红卫兵在她干瘦的脖子上悬挂了一块写着“特务亲属”字样的大木牌,在厦门市教育系统的批斗大会上遭千万人吐唾沫污辱谩骂了两个多小时,当场昏厥过去……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海外关系”是一种令人憎恶的病毒,尤如今天的艾滋病毒一样,所有在铁幕之内生活的中国人都避之惟恐不及。林弘毅夫妇那些可怜的亲戚们尽管饱受凌辱虐待,却从来不敢在写给他们的书信中透露出一星半点情绪。因为任何一句对现实不满的话,随时都有可能被无处不在的思想言论控制系统抓住,而且立即会被无限上纲,从而招致更可怕的人身摧残。

这就是中国的1967年——神州大地上到处都飘扬着个人崇拜的旗帜,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红色暴力与红色恐怖的悲剧。以“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鲜明标志的暴力至上主义不仅在中国大行其道,还被各国的共产党尤其是亚洲的更尤其是东南亚的共产党反政府武装组织奉为金科玉律和神圣信条。在亚洲的热带森林和边远山区地带活跃着一批批“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忠实信徒,他们仿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模式,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开展武装斗争,为摆脱贫困而战,成为各国政府最头疼也最棘手的社会动乱病根。
而毛泽东,理所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一面光辉旗帜。他对“帝修反”和资产阶级的嫉恶如仇,对世界各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事业坚定不移和毫无保留的支持,使他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斯大林之后又一位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铁腕领袖和伟大导师。他拥有的极高威望并由此衍生出的强势一言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独特而怪异的理解与诠释且不遗余力地付诸实践,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世界制造了延续很多年的动乱……

1967年的刘少奇,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随后不久又悲惨地结束了他的肉体生命。一个拥有九亿人大国的国家首脑就这样屈辱地身败名裂、悲惨地死去,这件事情使印度支那两位同为一国之君的领袖人物震惊无比。其中一位就是柬埔寨的“颂岱欧”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他与那位令人敬慕的白发老者的友谊绝不仅仅是政治性的。他同情他的遭遇,碍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不便发表什么评论,但是,在他心中已经种下了对共产中国的深深疑虑与恐惧。他开始后悔并反省前几年贸然牺牲了自己曾引以为自豪的中立不结盟国策,与美国结怨,反目成仇,倒向了红色中国的怀抱,如今,他要为此付出代价了。反思过后便是采取了一系列修补措施,他决心疏远中国了。他在国内名目繁多的剪彩活动中的即兴演讲也多有抨击左派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激烈言辞,同时,还向美国人暗示重修旧好的愿望。亲王在悄悄地向右转。

另一个为刘少奇的悲惨下场而震惊的领袖人物则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这位广受越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越南革命之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广州组建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即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前身)时,就与刘少奇、陶铸等中国同志建立起深厚的战斗情谊。这些中国革命同志对信仰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著追求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了解得最深最透彻,他绝不会相信这些可敬可爱的中共战友们会是什么“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之流。
胡志明是一个仁义宽厚的革命家,对帮助过他和越南人民革命事业的人始终心存感激,知恩图报。早在1959年夏他从莫斯科短期休养回来取道中国,秘访庐山拜会毛泽东,试图为已经面临彻底决裂的中苏两党关系作最后的调解努力时,正赶上毛泽东在庐山上对忠诚不二的彭德怀元帅痛下杀手,发动又一场残酷的“党内路线斗争”,他对毛泽东诛灭异己从不手软的做法深感失望,他终于看清毛泽东的刚愎自用是很难劝谕的,便放弃打算弥合中苏矛盾的使命,匆匆离去。从此以后,他在自己的党内坚决杜绝这种党同伐异的“路线斗争”方式,并做为一种传统继承下去。他也从不承认苏联的党是什么“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一点上,他至死都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
胡志明深知,他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人民正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他所领导的抗美救国大业急需一切友好国家和兄弟党的支援,尤其是中、苏两个大国大党。尽管陶铸、刘少奇等人都曾经是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他为他们的被打倒而心寒齿冷,也为这种为打倒一个高级领导人而不惜采用卑鄙残忍的手段而义愤填膺,但是他一句话都不能说,因为那是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他只能用一种很委婉的言辞告诫全党,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千万不可以在党内搞这种“兄弟阋于墙”的自相残杀。那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党政军大权主要掌握在黎笋手中,虽然他对黎笋的许多做法非常反感,也看出黎笋不是一个正人君子,但他不愿意步毛泽东的后尘用卑劣的手段搞党内清洗,毕竟,都是与自己出生入死走过来的同志啊,相煎何太急?!
两年之后,他就这样带着对四分五裂的国际共运深深的遗憾和惋惜,溘然长逝,撒手离开了这个苦难深重的人间。

中国援柬工程技术专家在中柬友谊玻璃厂厂区内竖起的中柬文对照的毛主席语录牌非常扎眼,没两天,王国内务部便得到密报,当即向首相府请示处理意见。适值西哈努克到法国治病疗养去了,由新任首相不到半年的朗诺代行国家元首之职。朗诺密令内务部对玻璃厂的中国专家组下达限时拆除语录牌的最后通牒。专家组对此不服,以“工厂尚未建成移交,厂内事务不受当地政府管辖”为由拒绝执行。

第二天,在朗诺的授意下,上百名警察和宪兵包围了友谊玻璃厂。内务部两名官员进去与专家组负责人作了最后的交涉,未果,警察与宪兵便冲入厂区,开始强行拆除所有的语录牌。中国专家聚集在厂区内强烈抗议,并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有几位专家在冲突中被打伤,血流满面。其中有语录牌的制作者宋东海。同志的鲜血更激发起中国专家们“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决心和斗志,事态进一步激化了。

正在这危急时刻,一辆黑色的德国奔驰牌轿车风驰电掣般开到工厂门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驻柬大使陈叔亮。他在半小时前接到专家组的电话汇报便立即驱车赶来。对抗冲突被及时制止了。宋东海等几名受伤的专家接受随队医生的包扎治疗,无大碍。陈叔亮简单了解了有关情况,察看了那些写满教唆革命与造反内容的木牌牌,脸色严峻,眉头紧蹙,当即要求专家组全体成员与内务部积极配合,拆除厂区内所有的语录牌,而且要求专家组负责人保证今后不得再有类似事情发生。

一场导致流血冲突的外交事件被陈叔亮迅速平息了。但他心里很清楚,对中柬友谊玻璃厂的处理决策只能使他的“罪状”又增加一条:“恶毒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向国际反动派屈膝投降”!他被撤职查办的日子已经不会太远了。他的心很坦然,义无反顾,准备接受一切强加于他的处分,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是一名真正的资深外交官。

几名受伤的中国专家也于第三天乘专机返回国内,接受进一步的身体检查和治疗。为首的宋东海对陈大使的“懦弱”和“向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低头委曲求全”极为不满。回国后,他写了一个“控诉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流毒”的材料寄递到外交部。但那时候的中国外交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外交部长陈毅尤如坐在一个即将被点燃的火药桶上,局面趋于失控,他已经不能正常处理国家的外交事务了。造反派们正在积蓄夺权的火力,蠢蠢欲动。宋东海寄来的“控诉材料”为他们及时提供了一枚强力炮弹,他们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事情并没有完结。另一场闹剧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