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7日 星期六

祈祷和平....( 连载 -126 ).... 林新仪

             第二十四章  来自朋友的攻击!  ( 1 )
在异邦生息繁衍的华侨华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格外重视中华文化的教育与继承。二十世纪中叶沐浴在柬埔寨和平阳光下的那一代华侨华人尤其如此,他们比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都更加珍重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这种珍重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在他们通过自身的奋斗而获得足够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从来就不惜花钱去发展文化事业,弘扬民族文化。这不仅体现在华文教育的鼎盛一时,还体现在华文报业的繁荣兴旺上。
说起柬埔寨华文报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中期。第一份并非日报的华文报刊名曰《播音台》,创办于1935年的金边。其后的十年间,由于缺乏办报的专门人才,华文报业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多少作为。当地的华侨多是通过金边几家代理书局订阅南越堤岸的各种华文报刊,其中最受欢迎的报纸是《远东日报》。
战后的1946年,由金边的开明侨领和民主文化人士创办的《现实日报》问世,结束了柬埔寨没有华文日报的历史。该报观点左倾,言论进步,尤如甘霖飘洒在渴求文化滋润的侨社中。为了抵消其影响,国民党驻金边海外支部也创办了《公言日报》,与之对垒,宣扬三民主义,为“党国”争取侨心。“现实”与“公言”的笔墨交锋没有持续多久,前者于四年后被法国殖民当局查封,后者也因销路不佳而停刊。这一“同归于尽”的结局固然令人扼腕,但它却换来了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华文报业百花盛开的兴旺局面。
1950年,与左、右两派皆无瓜葛的商办性质的《工商日报》创刊,标志着柬埔寨华文报业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尤其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柬埔寨王国步入一个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历史最好时期,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惠及整个侨社的文化事业,各种名目的华文报纸和期刊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先后登台亮相,多达三十余种,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形成百家争鸣之势,言论自由,各得其所。
有道是“优胜劣汰”,柬埔寨华文报业“春满百花园”的鼎盛期大约维持了五六年的时间,许多报刊便因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而相继夭折、关闭,到了六十年代初,就只剩下《柬华之声日报》、《工商日报》、《湄江日报》、《生活午报》和《新报》五家了。这五家华文报纸之所以雄踞不倒,概因其实力雄厚,人才济济,办报方针各有侧重,文体风格独树一帜,故而能各领风骚十余年。
在这五家硕果仅存的华文报纸之中,由潘丙义苦心经营的《柬华之声日报》是后来居上的佼佼者。
当年,潘丙义弃暗投明,从堤岸来到金边,林弘毅却做出一个无情的但又是正确的决定:拒绝他到端华当一名普通的教师,而是将他推入华文报业圈内,并为他向侨领富商们化缘,硬是逼着他白手起家,于1956年创办了这份报纸。那时,《工商日报》已经发行了四年,声望如日中天,其影响之深远无人能与之匹敌。然而,潘丙义也绝非等闲之辈,他礼贤下士,访遍六年前被当局查封的《现实日报》原班编务人员,并将他们网罗至麾下。潘丙义一番拳打脚踢,凭着他在堤岸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办报经验,《柬华之声日报》一炮打响。它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毫不隐讳的左倾进步言论以及精彩不俗的语言风格,在对手如林的华文报界中有如布袋里的锥子——脱颖而出。
翌年,中国和柬埔寨正式邦交,明显倾向中共大陆的《柬华之声日报》便一发而不可收,销量迅速攀升至两万余份,跃居榜首,将《工商日报》挤到了次席,成为华文报界新一代王者。
潘丙义本人的激进思想注定了他主编的报纸的政治倾向。《柬华之声日报》在中国“文革”开始后常常不惜动用大幅版面去紧跟国内的“革命”动态,在向侨社宣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文革”极左思潮方面,它应该说是居功至伟。然而,“物极必反”——这是一条铁的定律。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入侵搞得惶惶不可终日的西哈努克终于忍无可忍了,在1967年中的一天,他借一起外交事件,对柬埔寨的华文报业痛下杀手……

这是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
事件的起因应该追溯到19671月在“万里山河一片红”的中国大地上掀起的疯狂的“夺权风暴”。这场可悲的暴力夺权运动策划于上海,然后席卷全国,更为可悲的是它得到毛泽东“高瞻远瞩”的坚定支持,而且,这正是他的“伟大战略部署”至关重要的一着棋,非此不能置所谓的“刘少奇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死地!可怜的中国,从此跌入极度混乱极度血腥的黑暗深渊。
在“一月夺权风暴”的狂飙横扫之下,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一片狼籍,大大小小的领导人一夜之间由“红”变“黑”,都成了人人喊打的“牛鬼蛇神”,挨批斗遭毒打被关押,惨不堪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当然也在劫难逃。一帮乳臭未干的“造反派”哥儿们风风火火的夺了外交部长陈毅的权,并将他押上了批斗台百般侮辱。这些“造反好汉”的头头正是两年前在印尼的反华暴乱中因护卫国旗而被暴徒打伤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
想当年,姚登山头上缠满血迹斑驳的绷带,被同志们从飞机上抬下来的时候,到机场迎接他的就是这位爱兵如子的陈毅元帅。元帅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他是代表党代表祖国来欢迎英雄的归来的,并赞扬道,他这种敢于同国际反华恶势力作殊死斗争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是所有中国人的榜样。可到了1967年的8月,“皇帝轮流做”,还是这个姚登山,指挥一伙“造反派”干将打手,将陈毅拉下马,轮番批斗毫不手软,若不是周恩来总理的竭力保护,这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帅恐怕就要被成千上万的狂热群众踩在脚下——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如此的颠三倒四,生灭无常。
那个年代的中国,不仅在自己的国家里极力推崇暴力革命,而且还通过许多渠道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这些极端的革命理念,华侨华人密集的东南亚自然是首当其冲。该地区各国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诸如泰共(马列)、缅共(马列)、印尼共(马列)、菲共(马列)、马共(马列)等等,皆奉毛泽东思想为斗争法宝,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暴力斗争成就、给中共领导人的贺词贺电经常见诸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中。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有关亚洲各国共党(马列)的消息中,惟独没有柬共的影子,这一点很有趣,大概是因为西哈努克是抗美援越大局中的重点团结对象,故不可因小失大。
然而,西哈努克还是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发生了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暴动之后,柬共的阴影一直缠绕在他四周,驱之不散,令他寝食不安,他怀疑中国真的是要拿他的国家当试验田,在背后暗中支持他的死敌,欲将共产主义革命输入到柬埔寨来。于是,他派遣他的特使宾努亲王秘密出访中国,想探听一下北京的态度。宾努第一个想拜会的人是陈毅外长,但陈外长已经成了受监控对象,见不着了。最后还是周恩来出面接待了宾努。可那时的周恩来已经被本国混乱不堪的局势搞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无法向宾努做出更多的解释,只是温和而委婉地请宾努回去向老朋友西哈努克转达他诚挚的问候,并希望两国的友好关系不要因此受到什么不良影响。

不受影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一含混不清的答复更加重了西哈努克的疑虑和不安,他决心要采取一些初步的行动来显示自己的不满。“杀鸡给猴看” !先杀哪只“鸡”呢?掂量来掂量去,决定先拿左派议员符宁领导的柬中友协开刀。这个柬中友协在宣传中国及毛思想方面相当活跃,它一直是西哈努克的一块心病,因为亲王非常害怕这些令人愤怒的意识形态宣传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对他的忠诚和爱戴,尤其是当柬中友协主办的左派报纸《新闻报》转载来自中共党报的文章出现诸如“柬埔寨人民和世界人民都非常敬仰伟大领袖毛主席”此类文句时,这位极注重自己的尊严的国家元首更是如芒抵背,是可忍孰不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