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8日 星期日

消逝的茉莉花-(十九).... (余良)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得到澳洲政府的收容来到悉尼。我在悉尼唐人街的面包咖啡店打了两年工,省食俭用与友人合股买下这间店,三年后积了钱独自经营。生意上轨道后又买了另一家店,雇请经理工人,再抽身到洋人的面包厂打散工,学习其生产和营销之道。最后,把两间面包咖啡店卖掉,在悉尼郊区开设名为“悉尼鲜美面包厂”。



正如赵老板所说,生产面包成本低,利润高。我结合在赵老板面包厂学到的独到技术,“悉尼鲜美面包厂”以其耐久保鲜和独特口味逐渐成为全市销量最大的面包生产地。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加拿大的信。信中写道:
“成刚老友:您好!
我是欧阳克,你在丙介瑶实用学校的同事。
我来到加拿大已经一个多月了,生活也安定下来了。
还记得一年前我在难民营给你写的信吗?(由于赵闳谞先生那张寻找方茉莉的启事我才有了你的地址。)不久,我收到您给我寄来八百澳元。谢谢。
关于茉莉,现在有好消息:当年与我们同事的江梅主任已从难民营抵达美国洛杉矶定居。在红高棉下台的七九年一月之前,她一直住在丙介瑶实用学校。她一定有茉莉的消息。下面是她的地址和电话。。。祝您好运。。。”

我随即计算悉尼与洛杉矶的时差后拨通了江主任的电话。

电话铃响了,我的心跳加速了,仿佛等待的是茉莉的声音。

“是江梅主任吗?我是成刚,还记得我吗?”

“我是江梅。我记不起你,我想我不认识你。”

“我从加拿大的欧阳克得到您的电话号。七零年高棉政变前我和吴世清在丙介瑶实用学校教书,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我与世清哥常到对面的方家挑水。我还记得那年三月底学校封闭前,廖校长要我们每位老师给学生上最有意义的一课。校长提出的课题是‘大有作为在农村’,鼓励学生们到农村干革命;您提的是‘晴朗的天’,意指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欧阳克是‘最幸福的时代’,生活在毛泽东思想。。。”

“十一、二年前的事吧?你记性这么好。我全都忘了。脑海中更不记得有你此人。我现在有点忙。”

  “江主任,那么廖校长呢?他一定记起我。”

    “我不是什么主任了,叫我江姐。廖不在了。好了,我有事情。。。”
   
“江姐:我住在悉尼。向您打听方茉莉的消息。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你认识的人真多。茉莉与你有何关系吗?我对她不太清楚。再见!”

  半个月后,我再给她打电话。她仍是那句话:“我不记得你,不认识你。”“什么茉莉?都十多年了吧?我跟我的亲哥分别更久,都没像你这么痴情。”

我不信江梅真是失忆。我决定放假十天,参加到洛杉矶的旅行团,再暂时离队亲自上门拜访江梅。

她和一位中年妇女合住在接近唐人街一所公寓。

江梅不在。合住的五十多岁华妇来自高棉柴桢市。

“江梅到佛堂去了。她在佛堂当“阿扎”。我们高棉人叫‘阿扎’,就是为不识字的求签老人们解读签诗。”

“她身体好吗?生活有困难吗?”

“困难?她好本事呢!坐领失业金、补助金,老人们求神拜佛都靠她那把口—为不识字的老人解读签诗,每天大把大把小费,全是现金不报税。她钱多了怕政府查,不敢买屋子买汽车。不过听说她交上男朋友。。。你等着吧!她会回来吃午餐。”

江梅回来了。

“你是。。。来找我吗?”她气色还真好,快六十岁的人,举止敏捷,言语有力,依稀是当年模样。只是两鬓发白,头发稀薄。


“江姐,我是成刚,特地从悉尼来见您。我们一起到餐厅吃饭吧!”

我们一起到附近中餐馆进餐。

“江姐,现在您记得我吧?当年我到实用学校教书的第一天,您叫我别称呼您‘江姐’,您还问我阅读过《红岩》吗?时间真快啊,转眼间十了年了。”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谈了。”

“廖校长呢?”

“他和苏金禧被该死的红高棉杀害了。哎,都过去了。你是来打听茉莉的消息吧?”

“就是学校对面的方家女儿。我们当年每天喝的水都来自方家的水井,茉莉也经常给我们送来她家的蔬菜。记得您当时劝我不要跟方家来往,他家是个破落户。不瞞您说,我与茉莉有婚约。”

“哈哈哈。。。你年纪也不小了吧?早该成家立业了吧?当时你听我的话就好。我说啊,夫妻本是同林鸟,何况万事到头皆是空,看破红尘吧。。。既然你不远万里来找我,也只好告诉你,茉莉早就名花有主,这是自然的。她家有钱,她也长得挺漂亮,这样的人很现实,绝不像你这么痴情等到白了头。至于她到哪里?我全然不知,或许等到高棉真正和平了,你亲自到丙介瑶打听吧。”
。。。。。。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红高棉与越南军、金边政府军连年交战。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柬埔寨实行无限期停火,同年九月,柬埔寨最高委员会同意实行自由政治制度。

我约了在加拿大的宝生一起前往高棉探亲。宝生在电话中说:“红高棉势力还在,距真正和平还很远,我们好不容易逃出来,别冒险。你也别想什么茉莉了,既然事业有成,快些结婚生子吧!”

欧阳克也说类似的话。不过,作为华人社团的领导人,他正忙于响应中国领事馆的呼吁,筹备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现在你发达了,有可能做些爱国进步的事,给自己的人生留下有意义的一页。”他说。

九月二十日,我带着珍藏了二十一年的茉莉的相片,从悉尼来到柬埔寨。
熟悉的堆谷地区不是成了废墟就是地产商正忙于开发建屋,老家地区也建成了一排洋房。离开前埋藏在地下的茉莉送给我的书本和信件大概被建筑商当垃圾丢弃。

我在金边承包一辆计程车,老实的高棉司机答应一路随身在侧。在一号公路,我找不到当年母亲过世的埋葬地。当地人说,附近都是埋尸处,红高棉时期又挖了更多的坑洞。只见杂草横生,层层复盖。

计程车来到柴桢市区,我的心凉了半截:原来热闹繁荣的省会如今像农村一样肮脏杂乱,屋子门窗残缺,消瘦呆滞、衣衫褴褛的高棉农民占住过去的华人商店。烈日下街道冷清、死气沉沉,一片破败没落景象。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在丙介瑶中心地带下了车。二十一年了,我终于回到改变我命运的丙介瑶。

丙介瑶,我心中的痛:我的茉莉,那一年,茉莉在她家的庭院给我跳起“采茶扑蝶”、她带我上三楼翻阅她的孔孟书籍;那一年,我在她的房子像抱着绵羊似的偷吻着她;那一年,方伯给我讲中国历史,由于几天没上门,方姆说,“你这几天到哪里去?茉莉想着你呢!”那一年,茉莉拉我的手到学校后面的水沟旷野与我相约终生相守;还有,我的学生们、家长们和实用学校。离别前,侨胞为我和世清哥送行,学生们一遍又一遍的嘱咐:“赵老师,你要回来看我们。我们等着老师再给我们讲故事。”

可是眼前的一切,竟是如此陌生:残缺破旧的屋子全住着陌生的高棉人,个个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上前打听,居民全是来自外地的农民,全都不会说华语,更不知道有过什么华校、有哪一家大院的主人过去常给邻居送蔬菜,给人们提供飲用的井水。

终于来到一间看似方家的大院,没错,丙介瑶只有方家大院是三层楼,但对面不是学校而是一片空地。大院的围墙被围上长而高的蓝色铅板,入门处也装上全封闭的钢门,在远处望,也不见几棵高大的芒果树。大门深锁,毫无动静。记得一百多米远是当年学生武亮的父母、也就是旧村长的家,也有一口井。可是这屋子也变了样,没了水井、几棵高大的椰子树不见了。

“天色不早了,这乡下地方不安全。明天一早再来寻找你的亲人吧。”司机说。我们回到五十公里外的边境城市巴域市旅店住宿。

第二天一早,我和司机又来到丙介瑶。一样的令人失望:没人能告诉我这里过去的人和事。消瘦的孩子们亦步亦趋跟在后面、几个老人双手合什一路念念有词向我乞讨。

“可怜啊!远方的来客,你见不到亲人了。罪孽啊!全是红高棉这恶魔。”一个老乞妇在我身后说。

“你是本地人吗?我如何打听亲人的去处?”
“我原是外地人,嫁给本地人。看到远远那间破茅屋吗?我生病的老伴躺在屋里,他老了,或许只有他能告诉你丙介瑶政变以后发生的事。”

她带着我和司机走到这小破屋。病在床上的老人双眼粘滞污垢,两腿浮肿,一只手不断颤抖。此情此景,连司机也跟着我给老人施舍。

他用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话语叙述他所知道的丙介瑶往事,他的妻子--那位老乞妇帮着补充或说明。其大意是:

七零年政变后,这里成了越共的天下,没受战火波及,人们还能做生意,除省会等敌占区外,各地人民都可自由来往。有不少从城市来的华侨年青人在这里教书,或当赤脚医生。一九七三年年底,越共撤出高棉后,红高棉政权全面接管,开始限制华侨做生意,人们的自由受到限制,生活有困难但日子还能过。由于丙介瑶历来是红区,七五年红高棉上台后,丙介瑶红高棉政权不像外地那么严峻,进来一些外地人,也跑了一些华侨,但不像金边民众那样大规模逃向越南。七六年以后,丙介瑶全体人民被强逼到农村种田,但基本也不缺粮,似无发生死人的事。一九七七年,据说是为了清除越南势力,金边中央军突然血洗东南各省,丙介瑶一夜换了干部,从此厄运来了,粮食少了,人们吃不饱,病也多了。有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城市人、不说柬语的华人、富人、偷懒怠工者、失去劳动能力者和知识份子接连被处死。

实用华侨学校是在那时被红高棉政权拆除并将其木板木桩柱子全部砍掉当柴火用,现在看到的就是荒芜的旷野。华校对面的大院主人很有钱,他们一家人也跟着别人下乡种田,我与他们同一个小区但不同生产大队,听说他们循规蹈举,劳动勤奋,好心肠,会吃苦,没听说生过病。七九年红高棉下台后,丙介瑶有大量华人逃去越南,但我不知他们是否在其中。他们是否被红高棉杀害,只有一个人知道,但他不会告诉你。他是逃亡多年后藏匿在本村、改名换姓的前红高棉小区干部。小区干部管三个乡,他是个生死判官,现已年老多病,从不抛头露面,没人注意他。他就在我屋后两百多米远一间小破屋。“你们去见他千万别说是我叫来的。不过你是外国来的,他或许不太担心。”

我们告别乞丐的家,来到这前红高棉干部的家。他六十多岁,步伐蹒跚,圆头阔脸但有些浮肿。他和比他年青十多岁的妻子见到我们都有些慌张,转而错愕。他双眼紧盯着我们,不开口。

我和司机双手合什施礼。他勉强回礼。
“我是司机,这位是从外国来的朋友,他诚恳向您打听丙介瑶亲人的下落—就是前华校对面大屋子那家华人。”

“镇上的人很多,为何偏来问我?”

“都是外地人,年青人更不知前事。”

“我也是外地人。我完全不知前事。我生病,没钱看医生,消息不灵。”

我给他一些美元。关心地问他的病情,他的家人等。他表示感谢,警惕地说:“我只能告诉你,那间大屋住的是现政府官员。我这病会传染,你外国来的要寻亲最好问别人。”

我失望走出来。我和司机商量着明天再上门,劝他说出实情的办法。

“外国来的朋友吗?上我的牛车吧!给多少钱都行!”身后一辆牛车赶来,赶车的五十多岁华人挥着牛鞭向我们高喊。

我们上了他的牛车。

“赶车的朋友,请问贵姓?”


“我姓黎,单字明。先生来自何处?来寻亲吗?”

“我姓赵,来自澳洲,来寻找未婚妻。你认识方兴叔吗?就是那间三层楼大屋的主人。他的女儿方茉莉。”

“我是本地人。丙介瑶华人跑的、死的、失踪的,就剩下我这一家。七九年越南军队打进来,红高棉败退时,又杀了不少人,就不知方家的下落。只知道他们一家对红高棉很顺从,主人方兴和一批老华侨后来被派去种菜,供全食堂的人吃。先生与方家是何关系?原是哪里人?”

“我是金边人,政变前到实用学校教书。我与茉莉要好,我俩私下定了亲。”
“您在学校教书?姓赵?我知道有六位师长,哇!你就是赵老师?你好像只教几个月?”

“正是我。当年跟我提早离校的还有一位吴老师。我至今仍单身,不远万里前来寻找茉莉。”

“赵老师?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可怜的人啊!死了这条心吧!政变后不久,她就跟着一位来自城市的华运青年相恋了四、五年。丙介瑶的人谁不知道?”
“他们结婚了吗?这华运青年最后又去了哪里?”

“你的话提醒了我。七九年二月,这青年独自找上了我。交给我一件包袱,说,‘我即将外逃,带不了这么多,这包袱就托你帮忙保管,我要是不再回来,这包袱就由你处理。’他果真不再回来,多年前我打开来看,是蚊帐、衣服、针灸用具、字典、毛主席著作,还有一本日记。日记内页好像写上几个大字:‘爱情日记—献给茉莉。’我懂字不多,也懒得细读。这本日记留着也没用,既然你不远万里前来,就把它交给你,或许你能从中得到茉莉的消息。”
“太好了!谢谢你。”

茉莉与日记的主人是何关系?茉莉是真如江梅所言移情别恋还是如赵老板所言忠贞守信?一个深受孔子信义廉耻礼乐教育、离别前又泪流满面发誓终生相守,到底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变了心、还是与我一样在悠悠岁月中苦等?在茫茫人海中苦寻?又或者,她与许许多多侨胞一样不幸为红高棉杀害?这本“爱情日记”,必能披露全部真相。 


遗憾的是,当我接到这本日记时,先翻开最后一页,竟没一字谈起茉莉。看来心急不得,还是耐心从头细读。(未完)